顾秀林 教授
生物基因工程是指把人工改造过的微生物、植物或动物用作生物反应器，生产药用或食用蛋白质或次生代谢物并加以应用。
生物基因工程目前有三大用途，分别为“基因治疗”、“农作物育种”和“基因武器”。
其中，“农作物育种”的成果，是育出了一批转基因作物，它们中可以携带其他生物的基因片段，主要应用的是细菌的基因片段，针对特定生物或环境，表达特定性状，目前实现了目的，是杀虫和耐受农业化学品（如除草剂）。提高产量和抗病抗虫是转基因育种的主要目标。转基因农业产品作为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商业化销售的历史已有15年。
中国是全球中惟一一个把转基因生物能源和动物饲料产品直接当作人类消费的大国。资料显示，中国消费（进口）了全球第一大转基因农作物——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全部产量的半数。转基因大豆进口这个问题对我国食品生产安全威胁的严重性，己写进了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一书相关章节，足见问题早己有之，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认识。
中国是主动把转基因农作物直接大量用于人类消费的唯一国家。2011年中国人食用植物油的80%来自转基因的大豆和油菜籽；饲喂动物的豆粕、棉籽饼全部是转基因产品，甚至相当部分玉米也是非法的转基因产品。除此以外，中国还是全世界唯一计划实行主要粮食品种（水稻玉米）转基因化的国家。
2009年12月4日，一家叫ISAAA国际机构总裁，詹姆士.克莱夫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把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模式比喻为“三驾马车”：植物纤维（棉花）、主粮（水稻小麦）和饲料作物（玉米），全部采用转基因技术。这“三驾马车”模式的真正含义是：
不久以后，中国农业将实现全面转基因化，并且会从此永远都转基因化。这可能是一条让中国农业生产走单行线的一条“不归路”！
生物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被大力推动，的确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卷入其中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和涉及的受众之广，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种应用技术。不幸的是，所谓的农业生物技术——农业基因工程技术，或称转基因农作物育种技术，是一条彻头彻尾错误的技术路线，它蔑视生态平衡这个最高原则，它无视自然界的生殖屏障这个安全底线，它把陈旧过时、已被证明为谬误的生物学理论作为依据。半个世纪前出现的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概括起来是基于一种假说：一个基因唯一地决定一种性状（或一种蛋白质）。在这个基础上，“基因工程”派狂人的设想是：只要找到一个“好的”基因、把它插入一种目标生物，就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物种、解决一个科学上的难题、满足一种人类需求。
然而，当年曾经的理论前沿，在今日已被证明为谬误。生命科学30年来的进展，已经在实质上彻底颠覆了当年分子生物学的核心部分——遗传基因决定论。但是，以错误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开发出来的所谓农业“生物技术”，仍然在大规模地推广应用，主要是因为，国外的利益集团自始至终处于主导地位；利益、政治、科学、技术纠缠在一起。由此错误的趋势得不到遏制。
基因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错误，在中国持续了两年的激辩中越来越清晰，转基因农业技术应用后伤害人类、伤害动物和毁坏生态的事件，不再是罕见事件、也不再是秘密。
按照科学合理的逻辑，遵从人类古老的智慧——“预防性原则”，在前景不明了、风险无法把握的形势面前，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应当马上停止。但是事情决没有这么简单。尽管我国最高决策层在2011年9月已经叫停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计划，但是，外国利益集团变换了方式，以转基因的农作物种子深入中国广大农村基层，站稳脚跟后向全国展开更加强力的商业化推动；尽管消费者的抵抗日益高涨，中国农业全面转基因化的可怕前景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在国外利益集团更加疯狂的推动下渐行渐近。
在农业技术的路线问题上，我国在过去十多年数届政府任期内，奉行了一个可能是涉及我国重大中国食品安全、甚至是民族延续安全问题的战略性错误决策：以农业技术走高科技化道路的名义，把我国主粮增产的期望，寄托在来自美国的转基因主粮技术上，试图走全面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道路。用美国人堂而煌之的说法，就是通过日益强化的化学化和转基因化为手段，实现增产的目的。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决策呢？因为转基因农业技术产品，用作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都是不安全的。依据近十年来国内外媒体、政府官方公开披露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隐患资料，以及转基因生物破坏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信息，甚至转基因主粮可被用作生物武器的资讯，是谁也否认不了、掩盖不住的事实。
近两年来，很多专家、学者、有良知的社会各界人士，批评这个错误决策，为尽快扭转错误决策造成的局面而奔走，坚决反对转基因主粮技术统治我国的农业生产。呼吁的主题就是：回归可持续的、生态平衡的农业生产模式。
我们希望，关于我国主粮是否采取转基因技术路线这个重大决策，政府主管部门尽快实事求是地给全国公众一个明白的交代。（本文作者为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