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五年以后，十年以后，谁来种地？”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主席任启兴谈到当下农村的困境——5000万左右留守儿童，4000多万留守老人，大量留守妇女，“我们难道就靠这样三支队伍去建设新农村吗？”
已经有2.53亿农民工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而原因或许就是，“城里人喊菜贵的时候,田头的人却往往在为微利甚至亏本而落泪”。
说这句话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冠巨。就在到北京参加两会的前一天，他还在浙江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里调研。他认为，我国目前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高度分散，农户与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农户难以对接上游技术来源，过多的中间环节吞食了原本就稀少的利润。
最令陈锡文不解的是，“日本、中国台湾留在农村的人口比我们少得多，老龄化程度也比我们高，人家生产还在搞，为什么我们的矛盾这么多？”
陈锡文也认为，问题或许就出在中国大陆没有完善的农民合作组织，无法解决农产品加工环节利润大量流失的问题。
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并不特别重要的组织，在日本却成为农业发展的命脉。一位曾经去日本采访的中国记者对日本农协印象深刻：那是一个集生产、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等于一体的综合机构，农民生产的80%的农副产品由农协帮助贩卖，90% 的生产资料由农协提供。组合目的不以营利为核心，而是增加社员们的共同利益。农户不按出资额分红，而按利用额度分红。
“农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我们都可以提供服务。”一个地方农协会长骄傲地告诉中国记者。这里甚至有一项名为“娶媳妇”的贷款，农民可以在结婚前贷款备彩礼、办酒席，还款期限可长达10年。
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绿色农协建造了“海上稻米中心”，农民将稻米送到这里，中心负责干燥、脱壳、打包、贴标签、销往全国，收入会自动计入会员账户。
可陈锡文却发现，在中国，尽管《农民合作社法》早已于2007年实行，但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我们的法律规定得比较奇怪，资本、企业家也可以入股，最后变成了企业家办合作社。”陈锡文说，“全世界很多人看不懂——合作组织本来不是应该对抗企业盘剥么？”
最后，尽管数量巨大，但合作社实际上却成为“冬眠组织”。在成立的时候从政府部门得了一些优惠，这些优惠转给企业家后，合作社就基本不再运作了。
“我们过分强调市场化，但对待农合组织，政府本来就应该提供大量的保护。”陈锡文说。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