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进入中国已20余年。该如何认知3·15本身，同时如何认识现在的消费环境，体制内外争议颇多。
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教授就此接受本报专访，谈他对3·15打假及消费环境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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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靖
实习记者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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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嘉磊
“3·15是节日性打假”
京华时报：现在很多人认为吃穿住用行假货横行，您怎么看？
毛寿龙：有市场，我们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穷人多嘛，喜欢买一些便宜的东西。消费者也缺乏识别能力。假货横行有多方面的原因：消费者不成熟，厂商缺乏自律，政府监管没跟上。
京华时报：很多人认为，自有了3·15以来，假货反倒是越打越多了，难道是3·15不起作用？
毛寿龙：这说明3·15打假不是日常化的打假，是杀伤性的节日性的打假。现在3·15逐步淡化这一点了，过去某些部门懒政不作为，3·15大家上点心，消费者就好像是在过节，但过完节就没了。
从实际运作来讲，有3·15更好，但3·15的理念要天天有，它起到的是提醒的作用，时间长了，消费者就成熟起来了。
京华时报：您怎么看待这种“节日性打假”？
毛寿龙：每年在这个时候搞几个大案要案，我觉得不太好，因为像食品质量管理，搞不好对整个行业是毁灭性打击，每年毁灭性打击几个行业，不如平时做好监督。
政府的力量要用，但不能是这么用。三鹿奶粉出问题，牛奶业奶农都受打击了，双汇出问题，整个火腿市场都萎缩了。
这是懒政行为，非法治化，这个理念和组织是有问题的，往往是打击了一大批，又放掉了一大批。
突击行政拷问领导机制
京华时报：“节日性突击”好像是个普遍现象：“无烟日”禁烟，“植树节”栽树。这是什么原因？
毛寿龙：这与基本的财政投入欠缺有关。这是个大问题，我知道很多地方的投入是不够的，行政经费和办案经费都很少，执法力量就有限。执法者往往通过罚没收入来充当财政收入。有些执法者本身要抓鱼吃，就会在平时放些水把鱼养得肥肥的，就形成了一种违法与执法的利益同盟。人家说我不违法你也没吃的，相当于交了违法税，你好我好大家才好，至于消费者好不好再说。
还有一个，执法缺乏独立性，执法只应对法律负责，这些在我国实际实行比较难，商家更愿意走后门找关系，执法人员也经常被拉下水。
“节日性突击”与我们的“领导机制”也有关系，执法人员不对法律负责，而是对领导负责，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查超市就查超市，说查企业就查企业，如果领导不吱声，就不管了。这个是管理体制的问题。
京华时报：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困境？
毛寿龙：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讲，要分权，不是搞政绩，造噱头。
20年来消费环境总体好了
京华时报：有3·15后的20多年来，您觉得消费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毛寿龙：消费环境应该是越来越好了，过去我们连食品、药品过期的概念都没有，现在都有这个概念了；过去住宾馆乱七八糟的很多，现在好宾馆比以前好得多也多得多，现在卫生条件也比以前好了；你现在吃东西，会拉肚子的东西变少了，现在的人也长寿了；现在服装的质量比以前好得多。
20多年来，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的问题也越来越清晰，过去很多欺骗人的把戏已经越来越失灵了，以后想靠忽悠人来赚钱也越来越难。消费者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现在地摊有地摊的规则，批发市场有批发市场的规则，超市有超市的规则，这些都是诚信机制。这是商业本身发展慢慢成型的机制。
消费者维权成本仍太高
京华时报：很多人遇到假冒伪劣、价格欺诈等问题，但很少站出来维权到底，这是为什么？
毛寿龙：消费者会核算维权成本，他们愿意花钱维权，但不愿意花太多钱，而且往往赔偿得比较少，甚至最终没有赔偿。
王海去打官司，他买一条皮带别人说不值得打官司，他买了10条皮带，一条皮带300块那就是3000块，赔双倍就6000块钱。我们《消法》的赔偿有点低，而且对消费者的定义太窄，有几次王海被判定为不是消费者，商家说是知假买假。
法律对消费者太苛刻，对商家相对来说较宽松。《价格法》规定，企业价格违法，仅是“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商家的违法成本太低。
维权还有个难度在于，法律上规定每个人必须重新主张一次权利，张三买了个东西被骗了，李四、王五也同样被骗，但需要分别去主张权利。
京华时报：公民社会发展能否促进消费者维权？
毛寿龙：我国公民社会欠发达。一般消费者维权往往不是个人，往往需要一定的渠道，比如说消协、业委会或各领域协会等。通过组织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要比个人力量强大得多，但即使这样，维权仍旧艰难，你会发现业委会主任被打。有的人运气不好买到不好的商品，维权又很难，生了气，就把宝马车给砸了，把冰箱给砸了。
中国商业社会还处在发展初期，不仅是公民社会有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发展还是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规模化，也没有形成各个方面的权利义务和相关制度。
我们应该鼓励公民社会发展，公民社会发展会有很多志愿者积极去帮别人研究，把事情研究得很透。
政府管理机制应扁平化
京华时报：三鹿奶粉、双汇火腿、蒙牛牛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食品安全、价格欺诈、产品质量等问题，很多官员被问责甚至被免职，但风头一过问题重现，其中暴露了怎样深层次的问题？
毛寿龙：这跟我们管理体制中的“抓大事机制”有关系。人人都喜欢抓大事，期盼出大事，不太喜欢好好地搞制度建设。比如三鹿奶粉事件，在三鹿奶粉之前，客观上存在着纵容。
应该从基础性的工作做起，把执法工作当作个案而不是大案要案来抓、而在平时的小事上漠不关心。这跟“领导机制”有关系，领导一看大案要案赶紧抓起来，然后系统性毁灭性打击，当做自己出政绩的机会。
有了大案要案就有奖励，而平时工作做得好的反而不奖励，领导老做小事，就会碌碌无为，小事情做好了，但没有大为，这个政绩观是有问题的。
食品这个东西不能只是抓大案要案，只抓大案要案就要人命了。
一个扁平化的社会是个不出“英雄”的社会，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的社会很容易出大事。我们政府管理机制应该发生变化，由金字塔式的结构变为扁平化，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是说把没事变成小事，小事变成中事，中事变成大事，大事最后变成超级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