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肉”离我们有多远？
多年来，瘦肉精、假猪肉、病死猪肉等问题的屡禁不止，猪肉这种常见的肉类，让中国消费者纠结不已。
记者—应琛
禁肉风波与“自救”年代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郑重其事地通过新华社辟谣：刘翔从未断过吃猪肉。这一表态，是对之前媒体报道运动员不敢吃猪肉的回应。有媒体报道说，在备战奥运会的重要时刻，中国运动员为了远离瘦肉精，长期断肉，连刘翔也多年不吃猪肉。“我特意向110米栏国家队领队杨继敏核实此事，他很气愤，说刘翔从来没有断过吃猪肉、牛肉等肉食，”总局科教司综合处处长陈志宇对新华社记者说。
不过，辟谣并未能平复风波，公众更是刨根问底：刘翔你吃的是哪里来的猪肉？
这样的新闻看似充满幽默色彩，但背后却是中国食品安全的尴尬现状。多年来，瘦肉精、假猪肉、病死猪肉等问题的屡禁不止，猪肉这种常见的肉类，让中国消费者纠结不已。
据中国肉类协会介绍，我国既是生猪生产大国，也是生猪产品消费大国，多数地区群众的日常肉食消费以猪肉为主。2008年全国肉类人均占有量为54.8公斤，其中猪肉为34.8公斤，猪肉食品在整个肉类食品中占了60%以上。
但不知从何时起，无论怎样烹调，猪肉变得不再香气诱人。大多数人开始对猪肉安全问题“耿耿于怀”，为了防止在集贸市场上买到“问题猪肉”，他们坚持到大型超市购买猪肉。但可悲的是，如今即便是超市也不再令人放心。
不仅是猪，它的好伙伴牛和羊也饱受“安全之困”。
从消费角度看，中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也让瘦肉的价格远高于肥肉，瘦肉率自然成为最受重视的指标。业内人士指出，要想提高瘦肉率，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从遗传上改良猪种，养瘦肉型猪”，但目前中国大部分生猪由于分散养殖，缺乏科学饲养，把商品猪作为种猪繁殖，品种出现退化瘦肉率不高，于是，有些人就想到了“偏方”——瘦肉精，来改变活猪的瘦肉率，导致食品安全出现问题。
2009年的河北瘦肉精羊案、2010年的湖南瘦肉精案、2011年的河南双汇瘦肉精猪，瘦肉精屡屡“借尸还魂”，一次次将公众的担忧推向顶点。
于是，为了在这个充满了“不好吃”、“不能吃”的时代能够“吃得好”，人们开始坚持自己动手。
自从玩着网络的网易公司CEO丁磊忍不住去做一个“猪倌儿”起，越来越多的企业跨行涉足养猪业：中粮、武钢纷纷涉足。
按照丁磊的讲法，他只养1万头猪，这不是网易的一项投资，而是公益事业，“网易做这个事情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再赚多少钱，是希望探索出一个可以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提供农村工作机会的又能全国推行的养猪流程和模式。”
针对部分媒体的质疑，丁磊则坦言：“没错，我就是在作秀。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为了什么作秀。我是想通过养猪来探索农业生产新模式，同时，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做一些尝试，为此作秀来唤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有何不好？”
丁磊还表示，希望自己成为一颗火种，带动更多人的思考和参与，一起来改进整个产业链，改善食品安全问题。
不过，丁磊似乎把食品安全想得太简单了，即使他的养猪场一切顺利，充其量也就能保证猪肉安全，还是极小部分人的猪肉安全。
有评论认为，一个“丁磊”站出来，千千万万个“丁磊”跟上来，最终实现我国食品安全的海晏河清、歌舞升平，完全是一个娱乐公众的笑话，更像是一记耳光。实现食品安全的途径不是依靠强有力的质量检验，而是寄希望于无数个“丁磊”痛定思痛之后的跨行业作业，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记者翻阅资料了解到，《小康》杂志通过持续关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早已高居国人不安全感之首，且不安者的比例还在逐年上升：2009-2010年度为六成人，2010-2011年度上升到近七成人，2011-2012年度更高达逾八成人。
从这次质疑中国运动员集体不敢吃肉的“极端个案”，到逾八成人认为食品不安全的普遍认知，显示公众对本土食品的信心正逐渐丧失。有时，这些情绪的危害，甚至远超食品安全问题本身。
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有关部门非但不能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还给自己“开起了小灶”。
“特供”一词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并被嗤之以鼻。
其实，“特供”本身也不是一宗罪，倘若从养殖养育的角度来看，它便是一种追求自然、远离污染的生产经营思路。只不过，近些年来，因某些政府实权部门利用手中权力，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谋求长期享用“特供食品”的特殊福利，而广大消费者却常常生活于“普供食品”质量堪忧的担惊受怕中，故而公众往往一听到“特供”之名，便很快会引发“腐败”之恨。
猪肉安全从何破题？
事实上，原《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自1998年施行以来，对于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从近年的情况看，“放心肉”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地区私屠滥宰屡禁不止，屠宰病害猪、注水猪的现象时有发生，销售、使用病死肉、注水肉等不合格生猪产品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今年“3·15”期间，河南电视台曝光了河南省通许县的“病死猪还魂”现象——当地长期存在病死猪收购外销一条龙，不法商贩公开打广告收购病死猪；政府防疫员收钱开免疫证明，甚至充当病死猪中介；多部门集体不作为，病死猪肉畅销开封、郑州和许昌等地。
短短一个多月，媒体又曝光了深圳光明高新区一黑作坊屠宰死猪，然后用福尔马林漂白猪肉，再打着新鲜猪肉的招牌销售。据报道，这个窝点日产死猪肉约上万斤，大多流向深圳公明、松岗等地。
媒体曝光——政府整治——死灰复燃。相对“问题胶囊”耗时8年打造出的一部“不死神话”，深圳这家猪肉私宰点虽显“小打小闹”，但就“剧情”而言，实在是如出一辙、毫不逊色。
“中国的猪肉产业非常混乱，比奶业乱得多，农业部管理起来可谓千头万绪。”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媒体。
确实，“龙多不治水”。这也正是8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瘦肉精”危害老百姓多年而未见根治怪相的症结所在。
因此有人提出，能否变成“一龙治水”，国家能否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对猪肉安全专项管理；也有人建议，相关国家监管机构能否由块块管理变为条条管理，从而避免与地方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有人表示，猪肉安全包含多个链条，从生猪的养殖、屠宰、猪肉加工到配送、批发和零售，环节众多，监管部门繁杂。要把所有的环节纳入监管，发现问题时有章可循，猪肉安全追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
日前“绝食抗议”病死猪肉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MBA学院教授史璞，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监督部门是块块管理，总的管理机构只能起到指导作用，下面的分级管理机构和当地政府联系紧密，人员工资、福利也由当地财政划拨，主要来源于当地纳税，这便客观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影响监督执法的一致性和公正性。
“绝食抗议”之后，史璞一直在反思。他认为，食品安全问题，表面看是一个经营经济问题，实质已经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既存在着不良商家的利欲熏心，更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乃至乱作为。
“一方面，地方政府的不问责导致有效监管缺失。另一方面，惩治力度小、违规成本低，变相纵容违法经营。加之，恶性竞争加剧伪劣假冒。”史璞说，“确保食品安全，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行为责任，但政府有它的职责责任。两方面都要努力，光靠政府不行，光靠公民更不行！因为很多公民做不成的事，才通过纳税来供养政府来为自己办实事。”
据悉，去年以来，全国公安部门对“瘦肉精”、“地沟油”等严重危害群众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强力打击和全面围剿，共侦破食品安全案件5200余起、制售假劣药品案件6500余起。此外，公安部门还侦破了销售“病死猪”的犯罪案件170起，查扣“病死猪”及其肉制食品近6000吨。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集中侦破一大批销售“病死猪”犯罪案件的基础上，今年将进一步集中打击销售“病死猪”犯罪，把打击重点，对准那些大量非法收购“病死猪”加工制售肉制品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把收购、贩卖、屠宰和加工环节作为查处的关键环节予以严厉打击。
但愿，如史璞所愿：秋后，问题猪肉就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