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乡安溪农药准入调查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其实，“茶叶里面包含有害农药成分”这个话题并不是第一次走入中国人的视线。早在2011年11月，绿色和平即发布报告显示，吴裕泰、张一元等9个品牌的所有18个茶叶样本检出违法违禁农药残留。此次绿色和平两份报告中都在强调这些茶叶不但使用农药，并且含有多种不同的农药残留。
报告一出，相关专家、企业、协会都忙于否认，声称报告所依附的茶叶农残标准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调查中国茶产叶基地之一 ——福建安溪县发现，茶农喷洒农药现象确实普遍，但当地监管部门对农药残留也有严格控制。
违禁药物
“这种农药用多少我们都是凭经验，再拿不准就去农机店打听打听。”2月27日，在中国茶叶基地之一的福建省安溪县内，一名茶农跟王婧聊起。王婧是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连续半年时间，她正与3名同事和几名志愿者走访中国几大产茶基地调查茶叶是否使用禁用农药的情况。福建安溪是他们的倒数第二站，也是国内几大茶叶企业的重要茶叶采购市场。
“在福建安溪和浙江嵊州几个中国最大的产茶基地，我们在田间都看到了农民用剩的农药瓶。这些药瓶上，写着——灭多威。”王婧告诉记者。
在“中国农药信息网”信息显示，灭多威——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高毒农药，属一种内吸性杀虫剂，对人的神经系统有损害，只在我国已经批准登记的作物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1586号公告》规定不得在茶叶上使用灭多威。
据了解，灭多威作为内吸性杀虫剂，作用明显，可以有效杀死多种害虫的卵、幼虫和成虫。
而此次绿色和平检测出立顿含有灭多威等有害样品的“立顿”牌的绿茶、铁观音和茉莉花茶中，铁观音产地写明来自安徽。绿色和平并不能证明这个产地就是自己走访看到农药瓶的福建安溪。但当地一位茶农告诉绿色和平，“那些大品牌的茶叶企业产量那么大，它们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茶园里去控制采购的原料，很多都是在市场上采购收集的。”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除了灭多威，此次绿色和平在对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中，还检测出了早在2002年农业部199号公告中就明令禁止使用在茶树上的三氯杀螨醇。三氯杀螨醇属于有机氯农药，中毒时显示神经系统紊乱。
在绿茶样品中还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1586号公告》规定的不得在茶树上使用的硫丹。此外，绿茶样品上发现的氧乐果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高毒农药。
在“立顿”牌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茶三份样品上发现含有多菌灵和苯菌灵农药残留。多菌灵和苯菌灵被欧盟定义为可能影响生育能力和胎儿发育，并可能损害遗传基因的农药。绿茶样本中的硫丹和铁观音中的三氯杀螨醇在2011年一份欧盟的研究中被确认属于抗雄激素;同一研究还怀疑三份样本含有的联苯菊酯可能干扰男性荷尔蒙，并认为以上三种农药都可能影响男性生育能力。
没有农药就没有茶叶?
在绿色和平针对中国茶叶质量问题发布的多份报告中，受到指责的并不只是像立顿这样的茶叶品牌，其背后是对整个中国茶叶产业的忧虑。绿色和平认为，通过对包括立顿在内的十个国内外知名茶叶品牌的产品进行的抽检结果可以看出：茶叶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是中国茶叶产业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份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有机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料似乎佐证了绿色和平的观点。这份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有机茶产量仅占茶叶总产量的1%以上，除了被认证为有机茶园的茶树种植过程中不允许喷农药外，其他的一般情况下都喷农药。
在整个中国茶叶产业链条当中，农药使用的真实情况是否真如绿色和平所指责的那般严重?连日来，记者深入中国最大产茶基地之一的福建安溪调查发现，中国茶叶种植过程中使用农药确实已成普遍现象，但对于农药品种的使用仍有着较为严格的监管体系。
4月28日上午，福建安溪城区。一场大雨让这座小城街道交通变得拥挤不堪，但位于这座小城东部的全国最大茶叶批发市场里却人迹寥寥。连日来的多雨天气，让当地茶农的茶叶采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尽管此时是春茶上市前夕，但宽敞的交易广场上，往年人头汹涌的景象却还没有出现。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往年的这时候，人根本就挤不进来，早上六七点这里就已经是黑压压的人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商都赶这个时机到这里采购春茶。”交易市场里，来自安溪长坑乡珍田村的茶农阿山(化名)对本报记者说道。在他的座位面前，摆放着一大袋自家制作的前几天尚未出售完的铁观音茶叶。
面对记者针对他的茶叶是否喷洒过农药、是否有农药残留的疑虑，阿山笑称记者太“外行”：“不喷农药怎么可能种出茶叶来?你尽管放心，我们都是等药期退了才采摘的茶叶，自家制作，我们自己都喝，绝对不会对身体有害。”
根据阿山的介绍，安溪茶农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自家的茶山，种植、管理、采摘、制作、销售一条龙工序都由茶农独立完成，茶叶品质则完全靠茶农的制茶技术决定，“但绝对不用担心有农药残留”。
偌大的交易市场里的，大多数本地茶农对于绿色和平所指责的中国茶叶农药残留事件似乎都从未听闻。在他们的眼里，种植茶叶不依靠农药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茶农们对于自家茶叶农药残留问题似乎也毫无担忧，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喝自家产的茶，已经是生活习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在安溪县感德镇的农技站，一名农业技术人员则向记者表达了他对绿色和平所指责的中国茶叶农药残留问题的愤怒：“即便是种植有机茶，都还会辅助性地用一些生物农药，何况是种植普通的茶叶?茶树不用药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茶叶的农药残留量是否符合我们国家的标准。”
该名技术人员愤愤不平地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没有超标的情况下讨论茶叶的农药残留“毫无意义”，这是对中国茶叶品牌的一种“伤害”。
不管如何，作为全国最大的铁观音茶叶产地，立顿茶叶农药残留事件依然给当地政府和茶农带来了警示意义。在安溪感德镇的街道上，记者看到，该镇茶叶管理委员会贴出的“把好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做到不合格产品不采摘”、“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保证茶叶卫生质量”等字样的横幅、标语随处可见。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一切似乎正如绿色和平的报告中所言：茶叶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是中国茶叶产业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容易忽略的是，中国茶叶种植过程中使用何种农药似乎不被绿色和平所“强调”。
安溪的农药监管试验
茶产业可以说是安溪唯一的经济支柱，既然使用农药不可避免，如何保证茶叶产品农残不超标，就成了安溪相关政府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控制农药残留标准，安溪当地政府多年前已开始着手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农药准入控制体系。
安溪县农业与茶果局一名李姓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从2010年开始，安溪县开始对农药实行招投标制度，由农业主管部门的专家组根据“低毒、低残留、高效”的原则推荐农药品种，并委托中介组织进行公开招标，只有通过招标、准入的农药才能获准在安溪境内销售、使用。
在这个体系中，安溪县新合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原安溪供销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当地政府指定的唯一合法农资产品代销机构。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公司目前在安溪拥有60多个农技站，遍布各个乡镇、村落，专门负责农药代销、指导茶农使用农药。而进入安溪市场的农资产品，都必须加注条形码，通过扫描条形码能够查询产品从出厂到农民使用的整个过程，茶农也须持有该机构下发的农资购物卡才能购买到相应的农药品种。
依靠这一套体系，包括灭多威、硫丹、三氯杀螨醇等多种剧毒农药两年前开始就被明令禁止在安溪境内销售使用。在安溪感德镇农技站的农药销售点，记者看到，货架上并没有上述药品的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哒螨灵、丁醚脲、茶病清等常用的低毒、生物农药。
农技站站长裴传枝告诉记者，自从引入农药招投标制度之后，当地茶农使用农药受到了严格的控制，除了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农药外，甚至包括两种名为“吡虫啉”和“阿维菌素”的国家允许使用的农药在安溪也被禁止使用，“我们这里的茶叶很大部分出口日本，使用这两种药物将可能使得茶叶无法达到日本设定的农残标准。”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安溪的茶农而言，使用政府农药准入目录之外的农药不仅购买途径困难，也蕴含着极高的风险。“县、镇两级单位分别对辖区的茶农每年至少执行4次随机抽查，如果发现茶叶农残有超标，茶叶将被没收销毁并处以罚款，同时也会成为下次抽查的重点‘照顾对象’。”安溪新合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在安溪感德镇农技站，裴传枝向记者展示了该镇2011年秋茶农残检测的一些数据资料和处罚单。这些资料显示，当地政府对于茶叶农药残留的检测项目包括联苯菊酯、氯氰菊酯等多种常用农药的残留量。在当季茶叶的抽检中，感德镇就有超过10家农户因为农残检测不合格遭到了镇政府罚款1000元的经济处罚。处罚单上，茶农还被告知做好2012年春茶抽查的准备。“茶叶是本地茶农唯一的经济来源，如果被抽查不合格，茶叶会被全部没收，茶农根本难以承受这样的经济损失，所以基本没有人敢使用违规的农药。”裴传枝表示。
在安溪蓬莱镇联中村，一名茶农告诉记者，为了避免出现农残超标而被罚款、没收茶叶，这里的大多数茶农对于茶叶农药的使用都非常审慎，“买药的时候一般农技站的人都会在药瓶上注明使用的合理剂量，我们除了会认真看药品使用说明外，还要跟农技站的人打听清楚了才敢用，安全间隔期内是绝对不敢采摘茶叶的。”
尽管在记者看来，安溪目前的这套农药监管、质量抽检体系似乎已经比较完善，但裴传枝承认，这还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安溪的茶叶产品都能合格。因为还不能完全避免有个别茶农私下使用违规药品的可能性。“安溪农药的招投标体系是近两三年才建立的，茶农如果在此之前购买的违规农药我们无法跟踪，部分意识不强的茶农可能会存有侥幸心理，偷偷使用这些此前没有使用完的违规药品。”
作为安溪铁观音茶叶的优质产区，感德镇被誉为中国茶叶第一镇，为了维护这块“金字招牌”，该地区实行的农残标准在某些项目上甚至高于国家的标准。裴传枝告诉记者，感德镇的茶叶是按照绿色无公害产品的标准来要求的，在农药的使用上，大多数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为7天，“但我们这边要求延长到10天到15天后才可采摘，确保农残不会超标。”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这里面农业部和卫生部的规定产生了矛盾和争议：农业部表明灭多威是违禁农药，但卫生部规定了较宽松的农药残留标准。
“绿色和平的报告是无视国家标准，对企业来讲是不公平的。联合利华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进行经营。在每个国家联合利华都必须按照当地的标准。不能说我在中国用欧盟的标准，在美国用加拿大的标准。”联合利华北亚区副总裁曾锡文表示。
据公开资料显示，茶叶残留农药标准最具参考价值的主要有欧盟标准、日本标准和联合国(微博)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标准。各国制定的茶叶农药残留标准也多为只标明最大限量，而不是禁止检出。例如对灭多威等禁用农药的规定，中国和欧盟并未规定不得在茶叶中检出，而是标明最大限量。而且在标准问题上，各国也不统一。在欧盟，因其不宜产茶，茶叶全靠进口供应，其标准最严苛;在日本，作为2009年世界第八大产茶国，其标准相对宽松;在中国，作为世界最大产茶国和茶叶出口国，标准更为放松。
农业部网站，“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公告2011年第2号” 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2011第2号，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百草枯等54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6130—2010)，自2011年4月1日起实施。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朱仲海向媒体解释，欧洲不产茶且欧盟的农残标准中有大部分标准没有进行风险评估，而是采用“检出限”作为最大残留限量(MRL)标准。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常务副主任刘新表示，农药残留标准是各个国家在安全前提下根据产业现状和国情制订的。我国对茶叶农残的限量标准有27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欧盟大幅度调整茶叶进口的农药残留标准，检测的农药品种原先只有7种，截至目前已增至约400种。在标准问题上，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会有利益的博弈。
不安全归因种植分散
绿色和平表示，通过该组织先后对包括立顿在内的十个国内外知名茶叶品牌的产品进行的抽检结果可以看出：茶叶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是中国茶叶产业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据了解，茶树的树种多都喜阴湿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生长期需较高湿度。而这种环境恰恰最适宜各种昆虫和虫生真菌生存。即使绿茶这样产量最大的茶类，一棵茶树在有虫吃嫩芽、线虫吃根的情况下，能够采摘的嫩芽、嫩叶也十分有限。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有机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料显示，全国有机茶产量仅占茶叶总产量的1%以上。即除了被认证为有机茶园的茶树种植过程中不允许喷农药外，其他的一般情况下都喷农药。
王婧介绍，防治病虫害是中国茶叶种植过程使用农药的主要原因。而病虫害防治是有多种方法的，如农业部推动的绿色防护，综合防治等。可以通过物理、生物等多种方法来综合防治，而不是仅仅使用农药这种化学方式。但目前，之所以在我国的茶叶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问题在于我们国家的茶叶生产，很多都是小规模的分散茶农。一旦病虫害出现，这些茶农可能去买非法农药。这是最简单、也是唯一的方法。这些茶农由于缺乏相关知识，没有资源去获得其他替代的解决方式。
绿色和平建议，政府应该通过知识和资源，给农民介绍更多的综合防治病虫害的方法。企业更应该履行社会责任。不是只拿几个抽检的样品就避开责任，而应该延伸到供应链底端的种植环节，建立农药的使用管控机制，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曾锡文告诉记者，联合利华正在为可持续农业和降低农药使用方面开展工作。其正在推行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已经取得成果。联合利华于2010年宣布：到2015年，立顿的茶叶原料将采购自经过国际组织“雨林联盟”认证的可持续茶园;到2020年，所有联合利华的茶叶原料都将采购自经过“雨林联盟”认证的可持续茶园。“雨林联盟”认证中已包含了农药使用方面的严格标准和完善的管理体系。
美国、欧盟、日本对农药残留物的监管办法
在美国，国家环保署(EPA)负责制定食品中农残最大允许标准，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负责标准的具体执行，并出版了农药残留分析手册，FDA采集和分析食品样品以判断其农药残留是否满足EPA规定的范围。美国农业部为落实收集食品中农药残留数据规划，委托农业市场管理部门(AMS)组建和实施农药数据规划(PDP)，每年出版调查结果。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在欧盟，设置了相应的仲裁委员会、协会和专业委员会，负责制订、修改相应的法规和标准，包括建议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并且在监控、检测和管理体系方面建立了三级实验室(欧盟标准化实验室、国家级实验室、州级实验室)。欧盟所有成员国一般都遵循欧盟制定和发布的限量要求，不过在经过验证后，成员国也可以设定更低的检出限，其他成员国随后也遵循这一限量，欧盟已经对133种农药设定了17000个限量，对于某些没有具体限量要求的农药，各成员国还可设定不同的“一律标准”。
在日本，国家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分别制订农药的销售和使用“农药管理法”及食品中农残的“食品卫生法”，对农药建立登记制度，限制农药的销售和使用。2003年5月日本就通过了《食品安全基本法》，7月正式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力度，日本对进口食品实行监测检查制度和强制检查制度，并由31个厚生劳动省检疫所实施。
中国目前对农药残留物的监管办法
目前有三个部门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管理。种植环节是农业部门在管，流通环节归工商部门，加工环节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管。
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对农业投入物的管理;主要由地方政府的农业执法大队在监督，由地方农产品(12.53,0.43,3.55%)监督处(科)进行源头的监管。二、对产品的管理;对产品层面的管理有三个梯次。一是从2009年开始，农业部在全国的例行监测中增加了茶叶这一品种。二是对不合格的产品进行召回、销毁，对其生产者的行为进行惩罚。三是安排茶叶的普查和风险评估。三、对茶叶生产组织的管理;目前比较普遍的组织化方式是“公司+基地+农户”，由公司连动茶叶基地，公司对基地负责，从而倒逼对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进行规范。
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专访
茶叶标准低于欧盟并不代表落后
专访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我国茶叶农药残留研究创始人陈宗懋
刘腾
近日，绿色和平组织出具的调查报告称，包括著名品牌“立顿”的拥有者联合利华在内，国内9家茶企被检测出产品有农药残留。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绿色和平组织此次发现的农药残留有29种之多。虽然用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这29种农药残留并不超标，但是对其中9种，中国的标准要远远低于欧盟，而剩余的农药中，有18种中国甚至还没有制订标准。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管理有漏洞?这些标准是否能很快补上?消费者喝茶还安全吗?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我国茶叶农药残留研究的创始人陈宗懋院士。
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博弈
《中国经营报》：绿色和平组织日前公布的29种农药残留中，有9种中国的标准都远远低于欧盟标准，甚至有的低于欧盟标准20倍，而有18种标准甚至“缺失”，这是否说明我们在制定茶叶标准上存在着漏洞?
陈宗懋：不能这么说。实际上，世界上制订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产品出口国，一类是农产品进口国，而两类国家在制订农产品农药残留上存在着很大差别。对于进口国来说，为了挑选更好的产品，往往把标准订得严格，这样贸易上选择的余地更大;而对于出口国来说，为了更方便自己产品出口，在国际通行标准许可的范围内，农药残留的标准往往订得更宽松。
我国是茶叶出口的大国，因此我们的茶叶相关标准就订得宽松。联合国在农产品农药残留方面有委员会，我们的标准和它的标准基本一致。美国也是茶叶出口国，它们对农药残留的标准也像我们一样，比较宽松。而欧盟是茶叶的进口国，它的标准就很严格。
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日本在茶叶农药残留方面的标准，它对有的农药订得很严，对有的却订得比我们还松几十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日本既是茶叶进口国也是出口国，有些茶叶需要大量进口，而有些则需要大量出口。在需要出口的茶叶上，日本农残标准就订得宽，而在需要进口的茶叶上，农残标准就订得严。
为了方便经济和贸易，在合理的范围内，制订什么样的标准是自己的权利，我们有权使用自己的标准，为什么非要去遵守其他国家的标准?
《中国经营报》：虽然代表着贸易的需求，但是相比我们较宽松的标准，欧盟较严格的标准会不会更科学一些?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陈宗懋：和一些茶叶出口国相比，比如相对于印度、巴基斯坦，我们的生产标准应该是严格得多。我国是世界主要茶叶出口国中农残标准较多的国家之一，如国际食品法典标准中涉及茶叶农药残留标准有15项，我国已制定27项，而印度只有5项。
对于过于严格的农残标准，我认为也是不科学的。比如对茶叶的农药残留，欧盟有1135个标准，这些标准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它允许施用在茶叶上的农药，关于这类农药有438个标准，另一类是它未授权施用在茶叶上的农药，这方面大概有六七百个。对于后者，欧盟对其残留标准极为严格，往往是根据检测仪器所能检测的极限来决定。
对于未授权的农药按照仪器检测极限来制订标准或许还情有可原，对于允许使用的农药也这样就不科学了。在前面一类438种农药中，欧盟对其中大约90%也按照仪器检测极限制订标准，而实际上，这些农药的残留标准应该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程序确定。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WTO)对于人所能摄入的很多化合物的最大量都有规定，经过统计和计算，我们可以推算出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所能允许的最大值。
“喝茶在安全上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中国经营报》：既然欧盟、日本对茶叶中农药残留制订的标准比我国多，我国是不是也应该加紧标准的制订?
陈宗懋：我们一直在呼吁有关部门更多地制定标准，让那些还没有具体标准的农药也有清晰的残留标准。但是，制订标准、对农药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拿茶叶来说，南方、北方温度差异大，雨水情况不一样，农药残留情况也不一样。还要弄清喷洒农药后，经过多少天才可以采摘，这在专业上叫“安全间隙”。取得一个统计数据，还需要很多次重复试验，不经过两年，你得不出一个经过科学风险评估的标准。而且，农产品的种类太多了，水果、蔬菜等等分成很多类，而每一类还要往下分的很细，每一类农产品都需要做实验。因此，补充农药残留的标准，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刚刚赶赴北京，就是讨论这方面的事。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中国经营报》：总体来说，你认为我们日常喝茶安全吗?
陈宗懋：全世界任何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绝大部分都需要喷洒农药。一直炒得很热的“绿色食品”，其实只占食用农产品中的极少份额。即便是美国、日本，不用农药的“绿色食品”也只能占所有农产品的3%左右，因此，绝大多数农产品都存在农药污染问题。
从这点来说，在农产品食品安全上无“零”标准，也就是不可能制订出100%不含农药成分的标准。事情都不可以绝对化，白糖可以吃，但你一下吃一斤立刻会出问题，盐吃得过多也会死亡。
绿色和平组织提出茶叶存在农药残留现象，对制定标准的政府机构有推动的积极作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把标准说清楚，农药有残留并不等于超标，你不说却可能会造成误导。这就像说一个人有血压，那不是有毛病，血压过高，出现高血压，才是真正有病。
国内品牌茶叶企业是不是存在农药超标的现象，我没有仔细调查，不敢说没有。但是，我认为，一般来说，喝茶在安全上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理性看待茶叶农残标准
王小明
截至去年，无论是在铁观音茶叶的产量还是茶叶种植的面积、茶叶农业产值方面，中国均位居世界第一，是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第一产茶大国”。但在这耀眼的光环下，绿色和平组织关于立顿茶叶质量问题的一纸报告却把中国茶叶放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在这次“农残”事件当中，“受伤”的并不只是立顿，而是背后整个中国茶叶产业。
客观而言，中国茶叶产业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其中可能也包括绿色和平组织所指责的农药残留问题，但在目前世界各主要茶叶消费经济体对于茶叶农药残留量标准并不统一的背景下，以最严苛的欧盟标准去强调中国茶叶的农药残留问题，而无视中国的土壤、气候等客观自然条件，多少显得有失公允。
我们并不能过多苛责中国的农残标准为何低于欧盟的标准，而应考虑的是，这些不同标准的制订根据分别是什么?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差别?
由绿色和平发布的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引发的“立顿毒茶”事件持续发酵。
在众多学者看来，欧盟关于茶叶农残标准的严格限制也并未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这项标准更多的是满足其贸易需求而制定的一项管理措施。
这些措施明显提高了中国茶叶出口欧盟的成本，但欧盟并未解释为何采取如此严苛的条件针对中国茶叶产品。“标准的制定首先要考虑食用安全，在充分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也应考虑国情，以推进产业的持续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刘新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