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滥用 触目惊心
编者按：涂药黄瓜、有毒豇豆、问题猪肉……如今又出现甲醛白菜、蓝矾韭菜，各种农药、兽药、激素、保鲜剂等农用药剂的超标、违规使用，正在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之祸。对此，有一种声音解释说：不用这些化学药剂，百姓的餐桌就没有保障。这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们也该反思，农药(包括各种农药、兽药、激素、保鲜剂等)是否用得过多过乱？农业生产一线何以越来越依赖化学药剂？生态种植技术为什么得不到推广？科研部门为何开发不出低毒、高效的农用药剂？弄清这些问题，或许才能为保障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找到正道。
农药滥用 触目惊心
半月谈记者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力田村采访，村民文志祥与记者谈起当前农药使用的情况，让人忧心不已。
以前村里很流行打剧毒农药，多灭灵(甲胺磷)、克百威(呋喃丹)都是用得比较多的药。这些药毒到什么程度呢？人只要喝一小口就会死，以前村里有个老太太，用装过这些农药的空瓶子喝水，结果就死掉了。打过这种药的蔬菜，采摘和装运时都得戴上长长的皮手套，否则双手双臂就会起泡、脱皮甚至溃烂。
用药高峰期的时候，有村民家的鱼塘里死了1000多斤鱼，都是因为那些药瓶子到处扔，大白天，几百只瓶子在田里晃得直刺人眼。多年前我们打赤脚就能下田，现在就算穿着靴子，都怕被玻璃碴划破脚。
现在搞统防统治了，用剧毒农药的村民慢慢少了，但还是有。而且村子周围也始终有卖这些药的店。不少村民因为缺乏病虫害防治知识，就一次又一次地打药，甚至有村民一季早稻施13次药，可虫还是越打越多，最后还得靠剧毒农药。有时候村民间闲聊，听说哪个地方有“老农药”卖，就会跑去买。
文志祥说，打这些药种出来的早稻，不要说自己不吃，就连喂猪都不会用这样的早稻。“反正自己不会吃，都卖给粮贩子了。”村民李文九开玩笑说，“这种早稻都被你们(指记者)吃了吧？”
农民都知道剧毒农药不宜用，但仍有不少人“偏爱”剧毒农药，原因就在于这些农药的药效“管用”。有个村民甚至直言：“有毒的，才是高效的。”
记者采访发现，农药的滥用和违规使用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记者在江西赣东北的蔬菜种植区域采访时看到，不少菜地边上或沟渠中，白色塑料袋、褐色玻璃瓶等形形色色胡乱抛弃的农药包装随处可见。
一位蔬菜种植户向记者感叹：“杀灭一种小虫子，需要四五种农药。现在虫子吃的药像人吃的药，又杂又乱。一种药剂成分，多个品牌包装，农民眼都挑花了，还不一定找到管用的药。”
前不久，江西省在全省开展蔬菜生产用药专项检查，其中广昌、萍乡、龙南、吉州等地区的农药监管部门在这期间检查了70个乡镇，246家乡级经销店，270家村级经销店，抽查样品315个，送检农药16个，查出种植蔬菜使用的高毒农药4种。
在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山东寿光，该市文家街道办韩家村菜农韩贵方告诉记者，近年来病虫害越来越多，很多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菜农很难分辨，就多用药。大家都觉得“有病没病，打了管用”。
不仅仅是蔬菜，就是大田作物，也离不开大量的农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沂蒙山区做了调查，不论是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还是大蒜、花生等经济作物，生长期打药均不少于3遍。以下是他的粗略统计：
玉米：除草剂1次、杀虫剂拌种1次、灭杀地老虎1次、向玉米心撒药灭玉米螟2次，至少5次。
小麦：除草剂1次、杀虫剂拌种1次、除蚜虫2次、杀红蜘蛛1次、灭小绿虫1次，至少6次。
大蒜：除草剂1次、杀虫剂1次、农药灌根1次，至少3次。
土豆：除草剂1次、农药2次(蚜虫1次、地老虎1次)，至少3次。
花生：除草剂1次、农药5次(浆虫1次、青虫2次、蚜虫1次、红蜘蛛1次)，至少6次。
西瓜：除草剂1次、乐果灭蚜虫1次、除菌2次，至少4次。
蒋高明告诉记者，常年打药使得杂草和病虫害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农民就不得不打更多的药来控制，而杂草和病虫害的抗药性就进一步增强，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前所长刘兆辉介绍，相关研究表明，由于农药制剂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局限，真正作用于作物上的农药仅占施用量的10%至30%，其余20%至30%进入了大气和水体，50%至60%残留于土壤中。甲胺磷、呋喃丹类的剧毒农药残留在土壤中，60年内都无法降解。
除了种植业，在禽畜养殖中滥用药剂的情况也很严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院院长王晶钰说，近年来，兽药、尤其抗生素产销量增长速度远大于禽畜养殖量增长速度。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一位养鸡大户告诉记者，养鸡常得怪病，查不出病因，找不到有效的药方，一次治不好，就不停地换药、加大药剂量，包括抗菌药、消炎药在内的各种抗生素类药不停地在鸡群中施用，效果还是不明显。
一些生猪养殖户为降低风险，在饲料中盲目添加抗生素，为的是让猪“提高免疫力”。王晶钰说，给畜禽盲目食用抗生素可诱发耐药性，使畜禽成为庞大的耐药基因储藏库。畜禽疾病抵抗力变差，发生疫病时，不得不加大用药剂量，造成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是，药物滥用，还会导致疾病变种，乃至无药可医。
记者走访发现，在水产品养殖中，为提升幼苗存活率、减少病害发生，部分养殖户会在水产养殖中违法使用对人体有害的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等药物。
一位养殖户向记者介绍，尽管国家将孔雀石绿列入禁用的兽药，但由于这一药物可帮助提升鱼幼苗存活率，且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容易买到，有些养殖户就在生产过程中偷偷使用。
农业药剂的滥用带来了巨大的农产品安全隐患。时不时爆出的农药残留超标问题、蔬菜中毒事件让人心有余悸；更让人担心的是尚未被发现和认知的危害，如抗生素在体内的蓄积，可能导致器官病变，产生变态反应、过敏反应、免疫抑制等问题。(半月谈记者 周勉 郭远明 娄辰 吴小康)
农民的无奈与诉说
消费者们说起农药滥用和农药残留，往往一肚子愤慨，不少人就直指农产品生产者缺德。其实，对于这种指责，大多数农民和农产品经营者也有一肚子委屈和无奈。
病急只有乱投医
湖南省株洲县排上村养殖户张子龙曾经是一名基层防疫员，从他的爷爷开始，一家三代人都在基层从事生猪防疫工作，但几年前暴发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让经验丰富的他也损失惨重。张子龙告诉记者，从2004年开始，生猪疫情越来越复杂，“高致病性蓝耳病以前在我国绝对没有，至少我做防疫员20多年，从没见过。”
株洲市攸县西洋垅村养殖户胡宗彪坦言，因害怕日益复杂的疫情，他从来不到县外寻找猪源，所有仔猪都从附近熟人那里买。“我们村以前养猪的不少，大家有时候相互交流，觉得几乎每年都会发现新病，不知道是怎么暴发的。我也是害怕了，才不敢乱买仔猪。现在村里就我一户还在养猪，其他的都亏死了。”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临床兽医系副教授贾杏林告诉记者，包括生猪蓝耳病、圆环病等都是由国外引种带进国内，经变异后进一步加强。“国外品种生猪最大的缺点就是抗病性低，一旦发病，伤亡十分严重。”贾杏林说，这很容易引起养殖户恐慌，导致病急乱投医、乱用药。
不仅养殖业，种植业同样如此。过去几年，江西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稻瘟病、稻飞虱等病虫害，农民告诉记者，为保产量，一些地区的农田一周内要打三四次农药，用药频率是平常年份的数倍。如果不频繁打药，就意味着减产甚至绝收，一年的辛勤汗水就白流了。
反季节生产不用猛药不行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颜谢村菜农王在虎的蔬菜大棚里有一个纸箱，箱子里放着各种各样的农药包装物，记者仔细数了数，共有14种农药，包括杀虫类农药8种、杀菌类4种、杀螨类两种。
王在虎告诉记者，施用农药贯穿设施蔬菜栽培的全过程，从播种到收获，每一步都伴随着农药的施用。种子要农药拌种；休棚期直接对土壤用药，以解决土壤消毒、连作障碍、土传病虫害等问题；从定植到最后拔秧一直要防治各种病虫害。为了提高坐果率、膨大催熟果实或果实塑形，还要使用大量植物激素。
尽管用了大量农药，病虫害还是难以控制。更为严重的是，新的病虫害不断出现，“用啥药都控制不住”。一些老菜农反映，设施蔬菜生产为病虫害越冬和繁殖提供了适宜场所，导致病虫害发生多、蔓延快、危害重。这些年白粉虱、蚜虫、红蜘蛛、蓟马、潜叶蝇、根结线虫等虫害以及枯萎病、炭疽病、叶霉病、灰霉病、霜霉病、疤斑病、晚疫病等病害越来越多，危害逐渐加重，迫使菜农用药次数增加，药量加大。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蔬菜大棚本身就是用农药、化肥、农膜“制造”出来的“有毒”微环境。为了打破四季交替规律种菜，就必须使用大量农膜、农药、化肥，而这又势必对土壤、水体造成污染，污染之后又需要进一步加大化肥、农药的用量，在更大程度上造成污染，形成“鸦片式治疗”的恶性循环。
物理防治成本太高
南宁八桂田园是集“现代农业展示基地，新型观光旅游农业基地，现代农业科技教育、培训、实习基地，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及推广基地，农业产业化经营示范基地”五大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科技观光园。
八桂田园生产部负责人韦志林告诉记者，园区防治病虫害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如安置诱虫灯、养殖益虫等，此外还会使用一些有机农药和生物农药。他透露，有机农药价格较贵，“比一般的农药贵一半以上”。此外，由于有机农药对使用条件要求严格，农民较难掌握，效果并不一定比化学农药好。这也是部分农民不愿意选择有机农药的主要原因。
长沙市开福区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菜农说，有的菜不打药也可以，就用人工捉虫。但是这个办法费时费力，成本非常高，跟打药比起来，至少高出5倍。用防虫网，由于遮光，会导致蔬菜减产20%～50%，而且蔬菜长得不健壮。“我们菜农也有苦衷，种菜不容易，种菜要赚钱更不容易。不用药产量上不去，卖相不好价格上不去。换作你们又该怎么办？”他无奈地表示。
远距离运输难题谁来解
今年5月国内爆出“甲醛白菜”时，记者曾到山东青州地区采访，当时一些蔬菜经纪人称，冬季气温低，白菜不需要用甲醛溶液保鲜，只有春夏之交上市的春白菜才会使用。当地公安机关查处了多名使用甲醛溶液为春白菜保鲜的车主。据这些商贩交代，喷过甲醛的春白菜被运往山西、河北、北京、内蒙古等多个省份。
一名商贩告诉记者：一车菜从山东青州运到河北廊坊要10个小时。如果不喷(甲醛溶液)，白菜就会红根。运过去之后，卖菜还要时间。当天卖不掉的话，第二天就会烂很多，损耗就大了。廊坊那边的菜贩子也要求用甲醛保鲜，喷过的白菜根部白净，菜贩喜欢收，市场也好卖。
专家表示，甲醛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不仅不能用于食品中，也明确规定不得用于初级农产品中。在农产品的运输环节，尤其需要警惕甲醛等药剂的使用。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我国农产品是大流通格局，相比过去，运输距离远、时间跨度长，这就对农产品运输提出了新课题，尤其是对蔬菜等鲜活农产品，更是增加了运输难度。在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如何保鲜是蔬菜经销商、加工企业共同面对的难题。(半月谈记者 娄辰 周勉 郭远明 吴小康)
拷问田间科技创新
一波又一波的病虫害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困扰，也从源头上造成了农药滥用。对农药使用加强监管无疑为我们获取安全农产品增加了保障，但若不从病虫害的防治、高效低毒农药的研制等源头入手，去服务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解难，监管工作终究事倍功半。
防治水平尚有不足，亟待提高
目前，我国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上，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陈万权说，国外出来一个新的作物品种，抗病背景非常清楚，而我国遗传学研究应用还不够普及，植保和育种的合作少，盲目性比较大。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桂荣说，在植物抗病防虫方面，考虑到转基因作物也会引起新的病虫害，国外已经开始努力寻找生物的方法，为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储备新型生物农药技术。比如通过研究昆虫的基因，为研发新型农药提供更明确的靶标。
“现在国外一些公司通过大范围协作，很多昆虫的基因组都已经测完了，然后通过生物信息技术和分子技术，一次性把一种昆虫的全部基因分析出来。”王桂荣说，而国内很多实验室还停留在简单基因克隆的研究水平，与国外差距越拉越大。
除基础研究外，我国在病虫害防治技术上也存在不足。
广西玉林市农业委员会植保站站长陈景成说，南方地区每年都会发生稻飞虱等病虫害，每年2月份，当地就着手预测工作。根据田间调查、历史比对、气候分析等作出预测，中短期预测准确率可以达到80%以上，对防治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但目前预测工作主要还是靠传统的人工调查，缺乏先进的设备。
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蔬菜协会会长章继业告诉记者，蔬菜病虫害预报比粮食作物更加困难。当地农业局通过“农业信息平台”提前将天气预报和病虫害防治情况发到每个蔬菜基地负责人手机上，“气象方面的预报还算有点用，但病虫害防治方面用处不是很大”。
章继业说，蔬菜病虫害防治必须因地制宜进行，而且这个“地”的范围非常小，整个黄兴镇两万多亩蔬菜，品种达几十种，每一个品种的发病周期、小气候、土壤环境都不一样，现在这种预测水平无法保证准确。
湖南省农业厅植保站站长欧高财认为，不管哪种预测，预测点所能覆盖的范围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县，蔬菜种植所要求的预测精度更高。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需要加大对整个农业有害生物的预警系统、防治系统的投入，建立从省到地、县、乡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治技术支撑服务体系。
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亟待推广
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会长刘坚表示，要解决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问题，根本路径在于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特别是生物农药。
刘坚介绍说，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或其代谢产物来控制病虫害的方法。与化学农药相比，生物农药具有三方面优点：一是对人畜安全；二是对生态环境影响小；三是可循环利用。
事实上，我国已经有不少生物农药企业。位于江西省吉安市的江西天人集团自2002年以来就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院校合作，以麸皮、玉米等作为培养基，通过生物技术开发农药新产品，建成了全球最大真菌杀虫剂原药生产基地。
天人集团董事长梁小文说，目前集团已研制了20多种高效生物农药，广泛用于20多个省份的农业、林业、牧业和城市绿化领域。近3年来，累计生产生物农药1万余吨，防治面积近2亿亩，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近5000吨，有效减少了面源污染和农药残留。
不过专家表示，当前生物农药推广是个短板，一方面制剂研究相对滞后，可选择使用的生物农药种类偏少，覆盖的靶标病虫害范围偏小；另一方面推广工作跟不上，农民对生物农药的认知度比较低，习惯于使用化学农药。
江西省植保局局长舒畅说，当前市场上依然是传统化学农药走俏，生物农药“叫好不叫座”，原因一是价格偏高，生物农药的价格往往比化学农药高出一两倍，造成单次用药偏贵；二是见效较慢，化学农药用后当天就见效，生物农药往往要五六天，农民在田间劳作偏爱见效快的化学农药。舒畅说：“在国内上千亿元的农药市场中，生物农药占比不足一成。”
舒畅等专家建议，国家应在加强宣传、提高生物农药在政府农药采购中比重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支持生物农药的研发，并在蔬菜、果树、茶叶等作物及城市园林方面优先推广使用生物农药，逐步减少使用直至取代化学农药。
广西农科院研究员李文信认为，生物农药使用较少，也有高毒、高残留农药生产源头没有遏制住的原因。甚至一些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的药物，一些不法厂家还在偷偷制售。只有花大力气整顿规范农药市场，高效低毒农药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统防统治大势所趋，亟待扶持
在推广安全农业药剂的同时，我国还应进一步加大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力度。在我国，千家万户小片种植，不统一施药，会导致农田害虫在小区域躲避性来回迁徙，不仅成效差，更导致一些地方不断加大用药次数和用药量。
广西南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国荣说，农村地块较为分散，农民发现自己田里出现虫害后，就会喷施农药，结果虫子就会迁移到邻近的地块里，造成病虫害的蔓延。
“我们在河南、湖南等地看到，许多地方缺乏大功效的农药和防虫抗病机具，农民就自己搞个汽油桶，后面弄根铁棍，打上几个眼，替代小喷壶。”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植保产品推广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袁会珠说，这种方法不仅效率低，效果也较差。
袁会珠说，专业化的统防统治是各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普遍趋势，我国近年来也迅速发展起了1万多个专业化防治组织，但由于研发支持力度弱，与科学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统防统治还有很大差距。
欧高财认为，在当前种植规模小、劳动力短缺、农民科技知识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应通过“政府部门+防治组织+农户”的形式，把千家万户农民防治病虫害的责任以契约形式转移给专业防治组织，政府再对这些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
湖南长沙双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红伟介绍，目前湖南省已组建包括股份公司、合作社、基层组织等各种类型的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827个、整编机防队7248个，从业人员达到7.5万人，日服务能力280万亩。
“这一数量还远远不够。”易红伟说，整个长沙市就有水田300多万亩，目前全市同类组织中上规模的只有他所在的公司和宁乡的一家公司，总覆盖面积不到九分之一。同时，从事统防统治也存在“没有规模不挣钱，有了规模风险大”的怪圈。
易红伟建议，国家应本着“谁为农民做事，谁得补助”的原则扶持病虫害防治组织。可以支持专业化防治组织延伸业务范围、扩大服务领域，并针对病虫害损失界定难的问题，出台防治理赔办法，落实行政调解、鉴定处理机制，以促进为农服务的业务健康发展。(半月谈记者 郭远明 周勉 吴小康 娄辰)
审视防治工作短板——中国农科院专家谈病虫害防治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病虫害形势，以及农药残留超标事件，人们在责问监管缺位的同时，也想知道，一定要用这么多化学药剂吗？农业科研部门能不能研制出低毒、高效、廉价、方便的农药，一喷就灵？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我国最权威的蔬菜植保专家、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张友军研究员和李宝聚研究员。
病虫害为何越来越多
“农作物有害生物包括病害、虫害、草害、鼠害等方面，其中蔬菜主要是病害和虫害，合称病虫害。”张友军说，每一种病害或虫害又有很多变种，比如我们常吃的100多种蔬菜中，虫害就有600多种，病害的种类也同样惊人。
张友军说，这两年闹得十分厉害的一种病叫做番茄黄化曲叶病，主要危害西红柿，得了这种病，西红柿很小的时候叶子弯曲，再长一点就枯萎，完全没有收成。2009年这种病大暴发，我国西红柿种植业因此损失了上百亿元。
“这数百种病害或虫害，其中的任何一种，如果不加防治，对蔬菜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张友军说，这些年来病虫害越来越严重，防治形势十分严峻。他向记者介绍了当前几个突出的表现。
一是病虫害发生期提前。比如一种很常见的害虫，叫小菜蛾，以前在北京发生高峰期一般在4月底5月初，现在3月底这个虫子就开始为害了。
二是病虫害发生量增加。很多虫害以前暴发的时候就是一两个数量高峰，现在经常有好几个高峰，而且高峰与高峰之间相互叠加。
三是新的病虫害大量出现。在大棚里，蔬菜种植的病害种类大大增加；虫害方面，现在最主要的是烟粉虱、西花蓟马、斑潜蝇等，以前国内是没有的。
四是病虫害防治越来越困难。以前种一茬蔬菜打两三次药就可以了，现在打两三次药根本就不行；有的药以前管用，现在就不好使了。
“许多人问我，说你们做病虫害研究的，搞了这么多年，怎么病虫害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张友军说，其实人们不明白，不是我们搞科研的不用心，实在是这些年来病菌、害虫生长繁殖的条件和环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首先是作物栽培制度的改变。以前种菜都是种在地里，现在不一样了，各种设施农业大发展，北方有温室大棚，南方有遮阳网，菜是可以种了，病菌、害虫同样也可以活。以前一些害虫过不了冬、过不了夏，现在却总也死不尽，一遇条件合适，就呈几何级数般繁殖增长，危害自然比以前大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对外交往频繁，外来生物入侵也在加剧。现在我国很多的花卉苗木，都是从欧洲进口来的。一些害虫的虫卵附着在这些植物上，检验检疫不容易发现，带到国内长成成虫就是虫害了。比如前面说到的烟粉虱、西花蓟马、斑潜蝇等害虫，就是从国外传进来的。
病虫害防治短板在哪里
面对严峻的病虫害形势，张友军说，我国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成果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这几年政府开始重视这项工作，投入也有所增加，但确实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他说。
不过在李宝聚看来，我国还未从真正意义上重视蔬菜病虫害的诊断与控制工作。“这从病虫害的研究立项上就看得出来。”李宝聚说，科研部门在应用基础研究、生物农药研究、化学农药降解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在病虫害诊断、实用防治技术等方面研究少，获得的资金支持也少。
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在蔬菜病虫害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的投入，远远低于建设各类蔬菜产品检测中心的投入。较少的研究投入，造成了严重缺少适合我国国情的蔬菜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技术，这包括病虫害早期诊断、预测技术，安全、实用的物理防治技术，以及高效的生物农药应用技术等。
“尤其在基层，严重缺乏懂得病虫害诊断与防治的人员，以至于目前对于病虫害防治，农药经销商倒成了指导用药的主体。”李宝聚说，抓蔬菜的安全检测无疑是重要的，但从源头抓蔬菜的生产才是关键，关口要前移。
李宝聚指出，对于农业管理与技术推广部门来说，往往只侧重于查处违禁农药的工作，长期忽视生产过程控制，尤其忽略了告诉菜农什么病、什么虫应该用什么药来防治的技术指导工作。
张友军认为，当前在农业科研人员与农民之间出现了脱节，“农技推广服务力量太弱，我们这些搞研究的虽然与一些大的蔬菜基地有合作，但毕竟分身乏术，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还是需要一个健全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李宝聚建议，我国应建立适合不同区域、不同品种蔬菜的“病虫害安全用药工作表”。他说，虽然各地已经制定有很多病虫害控制规程，但是因为投入少，这些规程大都是人为订出来的，不是研究出来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较差。
没有一劳永逸的农药
那么，病虫害防治就一定要这么麻烦吗？就不能研制出低毒、高效、廉价、方便的农药，让农民一看就懂，一用就灵？对于这个问题，张友军说，这样的农药是有的，但不可能一劳永逸。
张友军说，有一种新型农药，叫做氯虫苯甲酰胺，这种药是根据昆虫的特点研制的，专杀害虫，对人体的毒性比食盐还低，既高效又低毒，所以这两年农民普遍使用。可是用了两年之后，这种药的效果就不太好了，这是因为害虫产生了抗药性。
“按照生物进化理论，长期使用一种药生物就会产生抗体，这很正常。”张友军说，比如以前菊酯类的药是很有效的，农民买一份来稀释1万倍，打下去害虫99%以上都要死，现在就算只稀释1000倍，害虫也才死百分之六七十，过不了多久又要暴发。
由此可见，病虫害的防治研究是动态的，需要实时追踪跟进。李宝聚认为，对于蔬菜主要病虫害的防治，现有农药品种大部分是能够满足的，目前需要重点研究的，是高效低毒以及环保的药剂。
张友军说，高效低毒农药正是当前世界农药研发的普遍趋势。他向记者出示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0年的时候，全球尚有可用农药近1000种，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只剩下了300余种。“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农药因为不符合环保等要求已被禁止使用。”他说，这也促使我国必须花更大的力气来研究开发新型农药。
对于农药的使用，两位专家一致认为，没有必要把它看作“洪水猛兽”，合理用药，科学用药，把农药残留控制在不对人体造成危害的范围以内，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李宝聚说，根据我国蔬菜生长复杂的自然环境以及目前我国的科技水平，防治蔬菜病虫害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合理使用化学农药。至于希望“吃不打药的蔬菜”，无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看，都是不现实的。(半月谈记者 高远至)
新西兰：农业科技推广的启示
曾因工作关系，我多次访问新西兰。每次去新西兰，皆有不同感受。而印象至深的是这个国家一片片充满生机的牧场和一群群悠闲自得的牛羊。新西兰牧场的绿色，有别于英国乡村油画般的深沉，显得清新而又充满活力。
徜徉在怀卡托河边的牧场，沉醉于眼前诗画般的美景，我曾不止一次思考：新西兰人为什么会把这个地处南半球大洋中的岛国农业经营得如此发达？
强而有力的农业协会和合作组织
新西兰的农业之所以发达，得益于其强而有力的行业协会或者合作社团。中国人最熟悉的应该是恒天然，这是新西兰奶农的“超级合作社”，公司跟新西兰80%以上的奶农有签约。恒天然负责收取签约奶农生产的原奶，再加工成各种奶制品，统一品牌进行全球销售。虽然新西兰每个独立奶农的规模并不大，但握指成拳，就形成了在全球规模领先的乳品企业集团，并且可以对市场、海运、税收、贸易政策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
而在奶农的中上游，有另外两个极有影响力的合作组织——新西兰奶业协会和新西兰家畜改良公司。新西兰奶业协会主要负责农业技术研发、奶农的一对一或集中培训、奶牛养殖技术支持与服务、牧草及土壤技术咨询与服务、技术成果的转化与转让。新西兰家畜改良公司是养殖户间的合作组织，负责家畜基因改良技术的研发与转化工作。
有新西兰奶业协会负责上游的技术培训和运行指导，有新西兰家畜改良公司负责畜群的遗传、基因改良和品种优化，再加上恒天然负责下游的产品生产与销售，奶农和养殖户只需专注于自己的农场即可，而不需操心农场以外的事情。
新西兰的这些农业协会和合作组织，既是松散的、自愿的，又是缴纳会费、享受分红的利益捆绑体。大部分合作组织同时也是上市企业，比如恒天然、家畜改良公司、奇异果联合会等。它们把零散的农户组织起来，通过规模效应来实现会员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利用集群的资金与信息优势，组织研发，并通过内部的沟通平台，最快、最有效地把最新科技成果转化给会员，实现效益与增收。
行之有效的奖惩体系
新西兰的农业产业经历多年的洗礼和变迁，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有效的奖惩体系，而这套体系跟上面介绍的协会和合作组织密不可分。
有一次，我去朋友艾伦家的奶牛场做客。他家奶牛场不大，150头牛左右。恰逢恒天然的奶罐车过来泵奶，我就在一旁观看。奶泵完后，奶罐车司机立即跟艾伦核对了取奶量，并检查了车身侧面的一个小柜子，里面一屉格子里插满了小玻璃管。
我有点好奇，问艾伦：司机怎么知道从你这取了多少奶？艾伦听后，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在电脑上，我看见一个正运行的程序，显示着密集的数据。据艾伦介绍，他这台电脑跟恒天然的数据库是连通的，每一次从他这取走的奶量都会在第一时间上传到恒天然的数据库里。而恒天然每个月会根据他这边的总产量以及原奶的品质计算出他应得的收入，再行付款。而这一切计算与操作都是由电脑自动完成的。
我有些不解：每天的取奶量好理解，但原奶的品质如何得知并记录的？艾伦继续介绍说，奶罐车取奶的时候，会自动收集奶样，取几家的奶就有几支奶样。然后这些奶样会被司机随身带去恒天然奶粉厂的测试办公室，在那里进行测试，测试结果会上传到恒天然的数据库里。艾伦在自家电脑上也可以读到。如此一来，他家每个月的奶产量和每批次的品质和等级都一清二楚。
我又问他：如果查出来奶有质量问题，比如农药、化肥等残留物超标，会有什么后果？
艾伦说：若因某家奶的质量问题，导致整车奶的报废，那这一家要负担这车奶中其他家的赔偿，并会被恒天然扣分。如果评分低过规定分数，这一家还会被恒天然取消会员资格。
如果想再成为会员呢？我接着问。
艾伦回答：那就麻烦大了！要先整改，再申请恒天然来检查，检查通过后还要试运行，过一阵再申请复检，通过后还要等待审批。总之流程复杂、时间很久。更糟糕的是，这段时间产的牛奶不会有人来收、你也没处去卖，损失会很惨重！
艾伦介绍，这么大的风险下，没有哪个农户铤而走险，在自家的牧场上乱用农药、激素、抗生素或者化肥。
农业科技推广形成网络
在汉密尔顿的怀卡托科技创业产业园里，新西兰农业专家伯未克?塞托曾接受过我的访问。我们谈到了新西兰农业科技创新及推广问题。他介绍说，新西兰的农场主或相关从业人员，可以从四个渠道获取所需的农业技术信息和最新的科技成果。
第一个渠道是私人农业顾问。大多数农场主都会签有一个或者两个私人顾问。这些农业顾问是各自领域里的专家，有很好的实践经验和成功的履历。他们会按照双方的约定定期来农场提供各种服务，比如土壤测试、牧草病虫害防治、牧草的育种及更替、牛羊防疫、新技术推广等。他们也会应雇主的要求随叫随到。这个渠道提供的是贴身订做的信息服务，效果好但相对会贵一点。
第二个渠道是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商和零售商。这些生产商和零售商，不管是生产化肥、农药的，还是生产兽药、杀虫剂、除草剂的，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信息传达到农民手里。很多企业会派出销售代表或者技术顾问，挨家挨户访问每个农场，讲解产品和技术，推广正在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等。一些大的上市企业，如兽药生产商、牧草草种生产商会定期举行区域性的技术推广会。此外还有企业直邮的期刊，向重点客户推广企业的新技术成果。农户通过这个渠道获取的科技信息不需要花钱。
第三个渠道是农业协会。协会的资金多、人脉广、跟政府和大学的关系紧密，科研能力强，所接触的新科技、新成果也更多。说起来，协会发布新技术的面最广，速度也最快。而农场方面只需交纳会费成为会员，即可享受这些增值的信息服务，算是半免费吧。
第四个渠道就是各种农业展览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每年6月第二周举办的农业博览会，这可是南半球最大最好的国际性农业博览会。大部分的新西兰农业企业和协会都会参展，发布新产品、推广新技术。这个博览会也是新西兰农民的盛会，面对来自全球最新的技术、海量的信息，没人会错过这一机会。
以上四大渠道为经，农民自主横向选择为纬，最终形成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到户的网络。
政府的作用在哪里
新西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推行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这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大幅减少农业领域的各项补贴。这一步看似险棋，尤其对于一个以畜牧为主业的国家。但随后的形势发展却证明了新西兰的农业不仅没有因失去大量政府补贴而变弱变小，反而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涌现了一批蜚声国际市场的农业品牌和企业。
尝到甜头的新西兰政府进一步削减农业补贴。到2006年，新西兰对农业的补贴总额只占当年GDP的0.3%，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对农业补贴率最低的国家。
新西兰政府在削减农业补贴的同时，将具体的管理和经营责任交给了各种农业协会和合作组织，政府的工作重心则转为制订规则、扶持农业协会、扶持大学建设和基础研究、营造良好国家形象等。
新西兰农业部前任部长吉姆?萨顿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很难避免官僚主义，这是因为政府部门本身没有经济和利益的诉求。所以要把商业的事情交给商人去做，把农业的事情交给农民去做。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游戏规则，并且扮演好公正法官的角色。”我想，他的这番话很好地概括了新西兰政府在推动农业发展与变革过程中的作用。(周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