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近99%的有机菜都是在大棚里生长的。而生态农庄则是建立不用人为添加剂的生态模式
大棚养植的是有机蔬菜吗？有机标签可靠吗？有机肥健康吗？有机菜为何这么昂贵？化学农业会回归至有机农业吗？
为了选择合适的有机肥料，上海市大水牛市民农园创始人程存旺煞费苦心。
大水牛市民农园蔬菜种植的肥源主要有豆粕、牛粪、蚯蚓粪和商品有机肥。为寻求安全可靠的肥源，大水牛只能尝试自制堆肥，以种养结合的方式，使用自养猪所产的粪。然而，这些毕竟难以长期规模化维持。
不久前，两份有机肥的检测报告让他得出结论：重金属残留是这个阶段商品有机肥不可避免的缺陷。
报告显示，牛粪+鸡粪的镉含量较高，鸡粪中的砷含量高，有的鸡粪汞含量也高，猪粪中的铜、锌、砷含量均较高。这些畜禽粪便中的重金属主要源于养殖业中普遍使用的重金属饲料添加剂。猪粪的砷含量比鸡粪和牛粪都高，因为猪饲料中一种催长的添加剂需要加入砷的化合物；有机肥中的汞元素则主要来自给动物注射的疫苗和抗生素。
离开安全肥料的支持，有机农业便成为伪命题。
那么，目前市场上众多给自己贴上“有机”标签的食品从业者名副其实吗？
依靠生态链种植的有机菜更健康吗
对商品有机肥心存畏惧的还有位于上海市崇明现代农业园区的梦田生态农庄负责人张律。
张律将他的生态农庄与一般的“有机农庄”加以区分：“在上海，近99%的有机菜都是在大棚里生长的。而生态农庄则是建立不用人为添加剂的生态模式。”
张律认为，大棚菜隔绝了阳光雨露，是一种没有能量的食品，且对土地的压力较大。“上海的一些有机农庄，因为土地一直见不到阳光，板结得很厉害，表面有明显的白色。”
由于大棚环境封闭，没有雨水冲淋，水分持续蒸发会将土壤最底层的盐碱带上来。而为了防止生物侵入，农民会将大棚的门一直关上，采用熏蒸的方式。
这样的“有机食品”，虽然没用农药，却也并非自然生长的“天然菜”。
但露天生长意味着看天吃饭，不可控性更高，也更容易遭受虫害。
这两年的农业实践告诉张律，最生态的方法，是同一块地换着面孔种不同的菜，而且要套种、间种。因为土壤也会沾染“病毒”，好比南瓜会得一种白粉病，这种真菌疾病会通过土壤传播，但对其他作物可能就不起作用。梦田生态农庄的每块地最起码要种四五十种以上的菜。
在化肥的选择上，张律坚持不用商品有机肥，“农家肥最好。有机菜必须从源头起就全是有机的，要避免二次污染。商品化有机肥需量产，良莠不齐。就好比真正的‘散养鸡蛋’不可能是工厂生产的，只能从农民手里收。”
对于形形色色的“害虫”，农庄定期人工除虫，此外不做处理。因为张律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平衡的生物循环系统，人为干预有害无利。
记者看到梦田生态农庄杂草丛生，蔬菜瓜果栖身其中反似配角。然而，正因为有了杂草、小地老虎、田鼠、黄鼠狼这条生态链，地里的作物始终安然无恙，再也没有被啃坏过。
不过，如何让杂草保持在适当的数量，张律至今头疼不已，“除草剂的毒性很大，国外除草剂基本禁止。但是我在国内跑了好多地方，也买不到生物除草剂。”张律只能选择人工除草。而高额的人工费让农庄蔬菜的成本比普通蔬菜高出6到10倍。每月四五万的开销让张律从第三个月起，就面临发不出工人工资的窘境，后靠一家有机餐厅的支持才得以维持。
产量上不去也是个问题。
“农民很难理解我们的做法，觉得我们做不长久。吃的人也理解不了成本这么高，认为是暴利。”张律说，“我们是两面不讨好。”
不认证的有机菜靠谱吗
每个月，张律都会至少进一次城，参加一个名为“农好农夫市集”的活动。包括张律在内的十余家中小规模的农户会带着自己的新鲜蔬菜到上海市杨浦区大学路的小广场上摆摊。
这个活动的加入者必须承诺不在生产中使用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化学添加剂和转基因种子。为取得消费者信任，他们常常撕下一片菜叶子就直接扔嘴里。
参加市集的农户多是像张律这样的都市农夫，没有所谓的有机认证。他们普遍主张自然农耕，相对抵触大棚法，常采取的销售模式叫CSA（communitysupport agricultural）---社区支持农业，由消费者付钱预定蔬菜，去除中间商的操纵，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共担风险，分享利益。
农好农夫市集成立以前，上海已经有了近10个小型市集，大多开在外国人聚居的社区和国际学校附近，吸引的主要是住在附近的老外、港澳台人士或者是部分白领。
2010年，环保志愿者易晓武访问台湾，了解到台湾的共同购买运动：“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回到上海后，他立即与朋友们发起组织了“上海健康消费采购团”，又名“上海菜团”。
2011年5月，在北京农夫市集的启发下，易晓武创办了农好农夫市集，并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此。易晓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希望重建熟人社会之间的信任感，以支持小农庄的发展。
对参与的农夫，农夫市集有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会亲自至产地拜访，直接了解产地环境与耕种方法，有的再加上验证单位的无农药残留抽验证明。
这些都市农夫也鼓励消费者直接去产地考察。“小农庄没钱认证，有些也不屑于认证。消费者也不相信标签，他们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易晓武说。
不过，喜愿农场的贾瑞明认为，小农场联盟的效果并不理想，这基于经营者之间互相了解的基础之上，注定其规模无法扩大，也难以解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信任缺失的问题。
大棚种植的是有机菜吗
位于浦东的有机农场百欧欢要解答的则是另一个疑问：大棚种植是有机菜吗？
在百欧欢活动公关总监曹乃真看来，露天还是大棚种植并不能成为判断是否有机农场的标准。
在方圆100亩的土地上，百欧欢一年生产300多种蔬菜。它可以负担得起动辄上万的有机认证，可以走正规的超市渠道，还是许多五星级酒店的菜蔬及香料来源。
与露天菜相比，大棚菜不会受雨水与日照的影响，口感更嫩，菜也漂亮点。而露天种植的蔬菜生长速度慢，受环境因素影响大，更容易变老，同时叶绿素更聚集，更有生命力。
大棚菜可能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反季节，这会导致激素与农药的大量使用。在带领大家参观农场的过程中，百欧欢的向导员总会反复强调这里种植的全是当季蔬菜。
有机标签可信吗
对寻求产业化的有机农产品供货商而言，有机认证是避不开的门槛。
这一行业曾经乱象丛生，买标签、假有机等问题层出不穷。7月1日，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全面施行，市场上在售的各类有机产品开始“凭码上岗”。
归原有机牧场总经理侯学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7月1日以后，上海超市里几家号称有机的牛奶都下架了。归原是中国首家经过有机认证的牛奶企业。
“今年管理更严格，过去可能100亩认证，1000亩都贴上了有机标签。因为量大，土地分包给农民，但缺乏监管，质量控制难。” 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主任李冰说。
有机蔬菜的认证费用高昂，动辄上万；认证过程漫长，两三个月是常有的事。
接到某家公司的有机认证申请后，认证机构首先会要求该公司出具基地环境检测报告，或寻找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申请方种植有机蔬菜的场地进行环境检测，看其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和农药残留是否符合要求，水质是否达到国家标准，空气质量是否达到大气质量二级以上标准等。这些至少要花费6000-8000元。
重头戏是过程检查。有机认证检查员会到田地里进行详细的调研，反复论证：有机肥料的肥源在哪儿、数量多少，必要时会拨开表土看究竟；了解农场靠什么控制病虫草害；根据施肥量和实际生长情况，看是否与申报认证的产量相符。这一阶段一般需要3000元~5000元。
之后是产品检测。检查员将根据国家规定的指标，对申报获证产品进行采样，并送到有资质的分析机构进行有针对性的污染物分析，看相关指标能否合格。这需要2000元~3000元。
即使通过有机认证，认证机构还需对认证公司的产品进行长期追踪和复查。
有机新政实施后，行业乱象有所改观，但同时也给有机企业带来了更为沉重的负担。浙江大学有机生活推广中心主任胡删教授撰文表示：一家有机蔬菜基地一年要为新政付出近一百万的费用。
有机农业能大面积推广吗？
有机农业面临的最大瓶颈是高昂的成本和稀有的产量。
业界普遍认为有机农业的产量不如化学农业。尤其是在土地由化学农业向有机农业转化的前几年，产量明显降低。但近来有研究表明，在过渡期之后，有机农业的产量能和普通化学农业的产量保持相当。
美国威斯康星州整合作物系统试验表明当转换期结束，在好年景时有机玉米和大豆的产量可达普通种植产量的90%~98%。
不过，即便能解决上述两大问题，有机农业还必须面对目前农业链条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包括化肥生产商、经销商、农药研发机构以及生产和销售商，还有转基因技术的鼓吹者。
从业者的看法也在互相打架。
李冰认为，有机产业即便在国外也只占一部分，“我倡导有机，但全民有机不现实。现在是化学农业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曹乃真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为什么不可以？小有小的做法，规模化有规模化的做法。”
有机农业能拯救土壤吗？
有机农业究竟意义何在？
张律认为，有机在国内更多被当作“商标”使用，以便提高标价。“国内仅仅从健康角度考虑发展有机农业，而国际上已经认识到，若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将流失的碳返还给土地。现在推广的‘绿色种植体系’无法避免土地的板结与退化。”
大蔬无界总经理宋渊博认可这样的看法，他觉得有机农业是在拯救土地，“东北黑土地原本二三十厘米的有机质，现在许多地方成了‘破皮黄’，黑下面就看到黄。大多土地黑土层不到10cm，有些只有5cm，是否能长期供应下去？”
“接下来的农产品涨价肯定与短缺有关。土地不断减产，再过几年，黑土地或许就没有了。”
为寻找安全的食材，大蔬无界走遍八方，最终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新庄村找到一群用心耕作的农民，并以此为基地筹备了“安心米”项目。
负责人在当地推广有机种植已长达13年，有机认证近7年。当地会计方永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做有机农业，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一口饭吃，留一点好的资源。”
方永江把化学农业称作“掠夺式经营”，“化学农业只索取不反哺，像抽水机一样把营养都抽出来，营养靠化肥，弄得土地越来越板结，‘雨天水汪汪，晴天亮堂堂’，就是下雨天水下不去，天放晴了又把两边的地晒得锃亮梆硬。”
当年化肥运到新庄村时，村民们都不敢使，把化肥全埋在了树根下。半个月左右，树叶全落光，树死了。身为队长的方永江往树下一站，对村民说：“我多有远见。这么大的树都死了，使庄稼上庄稼不全得死掉吗？”尽管后来新庄村也开始使用化肥，但因为量少，所以土地净化也快。
但在污染更严重的地区，土壤的肥力恢复起来就不乐观了。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周启星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因为图省事、想不花钱，许多地方的土壤修复只是“挖土机一挖，找个地填埋”。
周启星说，这与体制有关，“一些土地污染后可改成工业用地，建化工厂、广场，没污染还不行。而农民包产到户，没钱修复，也不可能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