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侨报》2月19日文章，原题：保护水资源，中国人应拒当生态难民 事情缘起是，数日前有网民发微博称，山东潍坊一些化工厂、造纸厂将废液用高压水井压到地下直接排污，导致大面积地下水污染。此帖引爆网络，不少网民、环保公益人士跟帖爆料家乡水质变差、村民患癌率增加等乱象，媒体也大幅跟进“地下水污染”议题。
“地下水污染”绝非新事。大陆官方时政评论杂志《半月谈》早在其2010年5月份刊物中，就曝光过无良企业通过挖渗坑、渗井偷排污水，以及用高压泵将污水直接注入地下以躲避检查。
普通公众记忆里，被激活的则是近年数起危害大、影响恶劣的水污染事件：2012年1月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肇因是一家企业利用地下溶洞恶意排放高浓度镉污染物的废水；2011年8月媒体曝光云南曲靖有个“癌症村”，肇因是当地一家化工厂非法倾倒工业废料铬渣，导致整个地区的土壤、水循环都被“毒化”。
如果说由于上述水污染事件的地域性限制，公众当时尚有一种“旁观者”的侥幸感觉，感受不到当地受灾民众所面临的冲击，那么，伴随着此番“高压水井直排污水”的爆料（尽管目前环保机构还没有查到确证），人人都免不了自危：地表水污染了，一度寄望于深层的地下水，可现在连地下水也难幸免，中国还能向哪里要水？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缺水国家，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657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而一组频繁被媒体引用的数据却显示，中国9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地下水一旦被污染，恢复和治理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30多年前，“联合国水事会议”曾发出警告：“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便是水，水将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那时，专注于“富起来”的中国人无法理解这句话，可在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前所未有地体会到这一社会危机：除了环保公益人士之外，媒体、知识分子、有良知的企业家乃至底层民众均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水的安全”，否则“富起来”之后的“负生活”又有何意义？
难处在于，呼吁虽然会形成一时的舆论压力，但却无法等同于长效的治理机制：等风头过后，企业为了减少成本还会违规排放废液，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还会对“污染大户”（也是纳税大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环保机构也依旧在污染事件演变成为公共事件后才进行事后排查，而地下偷排的隐蔽性更是加剧了监督难度。
从这一国情出发，所谓“长效的治理机制”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一是治污用重典，违规排污当入罪；二是环保、国土、水利、公安等各机构通力协作，像重视贪污举报一样重视民众的污染举报线索（网络、电话、信件举报），有报必严查；三是尽快完成“十二五”规划里对地下水资源的摸底调查，拿出全国“地下水污染状况综合评估”，为科学防治提供依据；四是学习欧美国家治理水污染的经验，矫正自私、随意的“地下偷排”，引入成熟、规范的“深井灌注（Deep Well Injection）”技术（该技术在美国已有50多年历史，被美国环保署认为是处理工业废水最好的选择之一），为我所用。
水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保护好地球母亲的血液，“美丽中国”与“生态难民”之间的距离，其实就隔着那一泓清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