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的“黄浦江死猪事件”让浙江嘉兴新丰镇声名大振。这个地处南湖、平湖、海盐三地交界的养猪大镇，如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猪三角”。
嘉兴养猪产业用了30年时间站上行业之巅，而毁掉它也许只需要一夜的时间。21世纪网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嘉兴大规模生猪死亡事件背后的故事颇多，是诸多因素累加的结果。
“猪三角”调查一：嘉兴7万头死猪背后的秘密
21世纪网独家 报道时隔半月，“黄浦江漂猪事件”依旧是个待解之谜。
21世纪网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嘉兴大规模生猪死亡事件背后的故事颇多，是诸多因素累加的结果。
当地死猪地下产业链被捣毁，尚未完善的死猪处理体系，30年养猪史的沉疴积弊，环环相扣，终于引爆了黄浦江漂猪之旷世奇景。
真相背后，揭示的是中国养猪产业的种种隐痛。
导火索：突然消失的买家
2012年以来，竹林村的养猪户们忽然发现，死猪不大好处理了。
一方面，村里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大多猪满为患；另一方面，以前专门收购死猪的买家突然消失了。
“自从去年一个收死猪的团伙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收死猪了。”村民张利民告诉21世纪网。
2012年11月，嘉兴宣判了一宗涉及17名被告人的案件。
从2008年开始，嘉兴市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在董国权家中设立非法屠宰场。随后，董国权等3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
而这个非法屠宰场的处理死猪的能力十分惊人。
根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在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这个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8万头，销售金额达到了876万多元。
而流入屠宰场的死猪，多来自于凤桥镇、新丰镇等地的养猪户。 据了解，竹林村和其所在的新丰镇是嘉兴最大的养猪基地。
丰镇存栏生猪为25万头，饲养生猪45万头，竹林一个村就占到了14万头左右。一般生猪的正常死亡率在3%左右。”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告诉21世纪网。
依此计算，仅新丰一个镇一年死猪就在1万头以上。那么，这些死猪都去了哪里呢？
“在没建设死猪无害化处理池之前，死猪按规定都是通过深埋的方式处理的。”黄军表示。
但一位当地人士则对21世纪网表示，“深埋太麻烦，一般养猪户都不会这么干，之前的死猪有相当部分都是卖给了那些专门收死猪的，然后再被送到非法屠宰场。”
在其看来，今年发现死猪的数量骤增，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地下产业”的消失。
“现在没有买家了，死猪没有了去处，随意丢弃现象自然增多，扔在河里是最方便的了。”
据其介绍，一些上规模的死猪商贩和非法屠宰场是有冷库的，“因为这件事，可能有些人直接把收购的死猪都扔了出来。”
而类似的死猪地下买卖，在行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21世纪网分别联系了山东和吉林的几位生猪养殖户，据他们介绍，在当地还没有类似浙江这样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的处理方式，大多靠养殖户自觉处理。“小猪埋了或者扔了，超过50斤就能卖上钱了，十块到几十块不等。”
但他们同时也表示，这两年监管越来越严了，死猪交易受到很大影响。
事实上，除了地下交易和随意抛猪，这些死猪本该有更好的去路。
2011年，农业部曾专门出台文件规定，如果生猪养殖户的猪出现非正常死亡给予80块钱的补贴。期意在经济上疏导农户按照正常途径处理死猪，但是实际上，这一补贴政策并未落实到位。
根据浙江省下发的有关补助病死猪的文件规定，自行处理的按每头8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集中处理的补助经费拨付给营运单位。有自行处理能力的一般都是养猪大户，而集中处理都是政策部门在操作，散养殖户甚至不知有这部分补贴。
无地葬猪的困境
其实早在这一事件被曝光之前，“死猪漂浮”现象在浙江、上海等地区就一直存在。只不过数量较少并未引起媒体关注。
在当地村民看来，扔死猪下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要是谁家的猪舍里死了很多猪，谁还去收啊。”
因为当地河流密布，扔死猪入水并不容易被发现，而随着非法收购死猪行为的减少，养殖户很容易想到这种处理方法。
为了杜绝这个现象，嘉兴市政府很早之前就建立了一个死猪处理体系。第一，建立了很多的死猪堆放点，村民的处理死猪可以选择自扔和打电话上门收取两种方式。第二，村里有专人早中晚三次去各个堆放点收集死猪，然后统一运输到死猪无害化处理池进行处理。
但即便如此，村民仍然没有养成规范处理死猪的习惯。
新丰镇死猪一时陷入了无地可葬的困境。
据21世纪网了解，自2009年开始推广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嘉兴市目前已建成573个无害化处理点。
“一个处理池一年的处理能力为40吨。” 黄军表示。
如果以每个死猪100斤计算，年处理死猪能力在800头左右，依此计算嘉兴市573个处理池年处理死猪的能力为45.84万头，远远超过嘉兴市22.02万头生猪正常死亡的数量（2012年嘉兴市生猪养殖数量734万头，正常死亡率为3%）。
但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据黄军介绍，这些处理池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出资建设，一种是养殖大户出资自建。“只有政府出资的处理池是对外开放的，养殖户自建的处理池一般规模较小且多为自用。”
就目前来看，养殖户自建的处理池占了大多数，以新丰镇为例，全镇现在共有处理池112个，其中养殖大户自建72个，政府出资建设40个。
按照政府出资和养殖户自建1:3这一比例来计算的话，实际上的死猪处理量仅为12万左右。
在嘉兴，养殖规模在100头以下的散户比例在80%以上，这就意味着，嘉兴市并没有足够的硬件设施来消化当地的死猪。
这样的矛盾在死猪地下产业链被打掉之后更加显现。当地不少无害化处理池早已“猪满为患”，竹林村的7个处理池仅有一个尚未饱和。
而除了消化本地的死猪，新丰镇还要承担临近地方养殖户死猪的压力。
“这些死猪并不完全是本镇上的，由于当地还有很多工厂，一些外镇的工人本身家里也养了些猪，顺便就把死猪也带了过来。”新丰镇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据嘉兴当地媒体报道，1月、2月仅竹林村的死猪数量就达1万8千头，而据嘉兴市政府表示，2013年嘉兴市死猪数量已达7万头。
这个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当地现有的处理能力，死猪一时陷入了无地可葬的困境。
“由于无害化处理池主要通过厌氧发酵技术处理死猪，一头小猪的处理周期在半年左右，大猪在一年左右。”黄军表示。此种方式的弊端在于，处理周期太长，如果一旦遇到大规模生猪死亡现象，就会产生问题。
据黄军介绍，为了应对死猪无地可葬的难题，浙江嘉兴在这方面的投入仍在加大，“镇里每年都在增加处理池的数量，今年计划还要新建11个处理池。另外，今年还要投建一个湿化厂，通过工业化手段来解决死猪难题，这个项目投资在1700万左右，预计12月就能投产。”
死猪之谜
被捣毁的死猪地下产业链条以及死猪处理能力暂时短缺是造成黄浦江漂猪事件的直接诱因。但对于死猪的真正死因至今仍扑朔迷离，正常死、冻死论、猪瘟、“砷”论，死因仍是待解之谜。
在此前的媒体通报会上，嘉兴市副市长赵树梅将死猪的主要原因总结为两点：1.嘉兴生猪总体养殖量大，规模小，密度高，小规模户饲养管理水平差，全程成活率相对管理水平高的养殖场低，正常死亡绝对量大。2.去冬今春气温较低，小猪抗冻力弱，易发病死亡，仔猪死亡率更高。
嘉兴官方将大量生猪死亡的原因归于“正常死”和“冻死”，但这一结论并未能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
“冻死是不太可能的，小猪下生超过10天，一般就不会冻死了。而从打捞上来的死猪看，很多都很大了。”上述山东的一位养殖户告诉21世纪网。
“如果说是正常死亡，比例也高了些，应该就是某些传染性疾病导致的，也不一定是猪瘟。这么大的养殖密度，一般的传染疾病也会造成猪的批量死亡。”
据其介绍，在养殖业有这么一种说法，地要长种，猪不能长养。“如果一个猪场连续养个10几年的猪，那么各种病毒累计起来，很容易形成抗药性和基因突变生成新型病毒，且很难治疗，即使消毒也不行。”
而新丰镇已经有30多年的养殖历史，超过7成的农户都在养猪，这方面的压力更大。
“尤其是这几年来，猪更加难养，一方面养猪的人多了起来，密度大了猪就很容易得病；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污染等综合因素，猪的病毒品种越来越多，一旦出现新病毒就很难医治。”
21世纪网在竹林村看到，沿街的商铺大多为饲料厂和兽医店，数量颇多。
针对媒体报道的“猪瘟”说，诸多采访对象坚持认为，死猪并非因为“猪瘟”，也没有“疫情”。当地政府人员则表示，猪瘟、蓝耳病、口蹄疫是三种强制接种的疫苗，因此猪瘟说并不成立。
而根据上海的检测结果，在一些死猪身上发现了猪圆环病毒。
21世纪网咨询了一位兽医人士，据其表示，只是在少量死猪身上发现了圆环病毒，而且这个病毒也不会造成这么大面积猪的死亡情况，应该还有其他类的疾病。
而针对当地政府人员的说法，上述人士表示，由于现在猪的疾病很多，一个猪瘟就会有10几种，一般的疫苗只能防御几种，而且也存在疫苗没打好的情况。像当地这么大的生猪存栏数，仅靠10几个防御人员，压力很大。
“一支针管就那么点药，有时候以为打进去，实际上不知道打到那里去了。”有农户这样表示。
据了解，新丰镇目前有防御人员为17人，却要负责40多万生猪的接种疫苗、上耳环、检疫等诸多工作。
饲料有毒？
针对另外一种喂食“有机砷”的传闻，有养殖户对21世纪网介绍，“为使猪卖相好看，以前会有人喂食瘦肉精，但是砷一般比较少，因为吃多了会中毒。”
据了解，在国内的猪饲料中，本身是允许添加一定量的有机砷的，但国内厂家并不对砷含量进行标注，只能通过检测来确定是否超标。
20日，农业部刚刚通报了15家砷含量超标的饲料厂家，其中江浙沪地区5家，21世纪网在调查中并未发现由当地养殖户采用这几家公司的饲料。
不过在农业部2011年的通报名单中，嘉兴市的绿洲饲料营养技术有限公司曾因砷超标而上榜。21世纪网经过调查得知，新丰镇一家曾经代理过其饲料的经销商已经转作其他品牌的代理。
有观点认为，有机砷蓄积在猪的体内会部分分解为无机砷，而后者是剧毒物质，俗称砒霜，但这一说法尚未有定论。
除了“砷”论，生猪养殖环节的滥用抗生素现象，则危害更大。
据媒体报道，一个中美联合研究团队调查了三个年产肉猪1万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分别位于北京、福建莆田和浙江嘉兴郊区。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一个中美研究团队对北京、福建莆田和浙江嘉兴郊区三个养猪场的猪粪便、粪便堆肥和养猪场附近使用堆肥的农田土壤为样本，共检测到149种耐药基因，在抗生素的种类和数量上严重滥用。
据此，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养猪时长期滥用抗生素药物的直接后果是：猪体内的细菌发生基因突变后，进化出耐药性的细菌，那些带有耐药细菌的猪肉在烹饪时，如果没有被充分加热，杀死全部耐药细菌，耐药性就可能“移植”给人体，使部分抗生素对人失效，严重时导致无药可医。”
而在国外，已有多个欧美国家禁止抗生素在饲料添加剂中使用。
对于这一来自生猪养殖端的威胁，农业部也曾出过文件禁止了一些抗菌药，但仍保留了很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