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捕捞量
长江的天然捕捞量在逐年递减，由1954年的54万吨，变为了近年来的10万吨，不到全国渔业产量的1%。
>>> 物种数
长江已知物种1778种，其中鱼类378种，长江特有鱼类为142种，20多种鱼类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长江的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数量在我国淡水一级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占2/3。目前一些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如白鳍豚、白鲟、长江鲥鱼等已濒临绝迹。
3月22日傍晚，湖北宜昌渔民杨江龙解开岸边的缆绳，启动渔船，重复他已经重复了30多年的动作,这是他在4月1日禁渔期之前的最后一次收网。
杨江龙的生活并未赶上宜昌的发展速度。靠江吃饭的杨江龙渐渐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因为江里快没鱼了。
沿江而下，千里之外，长江上海宝山水域，是常州渔船的主要捕捞区。一次潮水后，其中一艘收网，却没有捕到一尾刀鱼。五十多岁的船老大吴风朝上游咒骂，却又无可奈何。仅仅三五年前，这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旺季里一次潮水能捕五六十斤刀鱼。
比起刀鱼来，长江三鲜的另外两种——鲥鱼和河豚的境遇更尴尬。如今，渔民已捕不到这两种鱼。
不仅仅是产量，鱼种也在持续减少。
一群孤独的研究者正在与时间赛跑，尝试使用各种手段延缓长江鱼类消失的步伐，保存物种的遗传物质。
早报记者 黄志强 李云芳 仇锋平
渔民杨江龙的生活并未赶上宜昌的发展速度。
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接合部，是湖北的省域副中心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迅猛。
47岁的杨江龙三代都是渔民，12岁时他开始跟随父亲在长江上打鱼，此后进入专业捕捞大队，自己不仅有了固定单位，养家糊口吃穿不愁，而且每日为这个城市供应鲜美的长江鱼。好景不长，上世纪末，捕捞大队改制解散，渔民失去了靠山，转为个体专业渔民，开始独自在长江上自给自足。靠江吃饭的杨江龙渐渐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因为长江里快没鱼了。
3月22日傍晚，杨江龙解开岸边的缆绳，启动渔船。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电站。葛洲坝就在宜昌市区，世界最大的三峡水电站仅离该市中心区38公里。
刀鱼故事
对于刀鱼的未来，水产批发商姚四九有些悲观，认为刀鱼也将步鲥鱼和河豚的后尘，“估计五年内就会没了”。
沿江而下，千里之外，长江上海宝山水域，是常州渔船的主要捕捞区。
一次潮水后，其中一艘收网，却没有捕到一尾刀鱼。五十多岁的船老大吴风朝上游咒骂，却又无可奈何。仅仅三五年前，这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旺季里一次潮水能捕五六十斤刀鱼。
吴风记得刀鱼曾是寻常百姓家常菜，上世纪90年代也才卖几十元一斤。后来，江水没那么湍急了，水质也变差了，刀鱼也就越来越少了。近年刀鱼产量锐减，价格暴涨，而因为中央提倡节约，今年起需求萎缩，价格大跌，3月中旬常州批发价约2000元/斤，仅去年同期1/3。
安徽铜陵市大通镇的熊根荣也仍能记起十几年前捕捞刀鱼的盛况，“一网下去就是十几斤，平均一条1两以上。且捕捞时间也长，可以捕一个半月之久”，捕得没鱼才歇网。说起这两年的捕捞产量，熊根荣表情暗淡起来，“不怎么样，总共只搞了六七斤，还亏本。”他说，刀鱼的个头也很小，“平均2条才一两”。
51岁的熊根荣是“十几岁就开始搞鱼” 的专业渔民，如今虽已上岸居住，但仍靠打鱼为生。
当早报记者询问现在捕捞量是否少了一半时，他立即说道，“不止，少了有七成以上。”
“以上！”他又重复强调。
刀鱼和鲥鱼、河豚并称长江三鲜。数十年来，它们在长江里或消亡或锐减，折射出的是整个长江的渔业资源状况。
因为刀鱼是江海洄游鱼类，每年2-4月都会洄游到长江里产卵。熊根荣以前甚至还到江苏去捕捞，因为那里靠近长江入海口，刀鱼洄游时首先抵达。但熊根荣现在已经不去江苏了，因为那里的刀鱼也少了，“我们网具又小，捕不起来。”
即使这样，也已经是刀鱼限制捕捞十年的结果了。
从2002年开始，长江刀鱼实行特许捕捞制度。以铜陵为例，捕捞时间限定为4月27日至5月26日，今年只发放了38张特许捕捞证。铜陵市200多条渔船中，只有38条渔船允许捕捞刀鱼。但由于刀鱼数量锐减，很多渔民觉得捕捞刀鱼还无法平衡柴油等成本，一个月的时间根本用不完，去年熊根荣就只捕捞了3天。
比起刀鱼来，长江三鲜的另外两种——鲥鱼和河豚的境遇更尴尬。如今，渔民在长江里已捕不到这两种鱼。
在长江边上从事水产收购批发生意已逾三十年的姚四九说，长江里已经没有鲥鱼和河豚了。
姚四九记得，鲥鱼和河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价格都远贵于刀鱼。在上世纪70年代，鲥鱼8元/斤，河豚30-40元/斤，而刀鱼一斤才1元多。到了上世纪80年代，鲥鱼突然捕不到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河豚也捕不到了。
熊根荣的记忆也佐证着姚四九的说法。他说，1985年以前还有鲥鱼，之后就没见过。到90年代，河豚也几乎见不到了。
鲥鱼和河豚“消亡”后，刀鱼的捕获量急遽下行。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一组数据说明了整个长江刀鱼的总体捕获情况：1973年长江沿岸江刀产量为3750吨，1983年为370吨左右，2002年的产量已不足百吨。
对于刀鱼的未来，姚四九有些悲观，认为也将步鲥鱼和河豚的后尘，“估计刀鱼五年内就会没了”。
葛洲坝下
为了葛洲坝的安全，武警在大坝前划定了禁渔区，而这个区域恰恰又是目前唯一能捕到鱼的地方。
杨江龙的木船抵达葛洲坝下时，10余条类似的渔船散落在一块狭小的江面，渔民靠在船上聊着天等待夜幕降临。这些渔民当初都属于一个捕鱼大队，解散后依然在一起打鱼，每条船上大多是夫妻档，也有少数父子档，年近五十的杨江龙是这里最为年轻的渔民，年老的已经超过70岁。
为了保卫葛洲坝的安全，武警在大坝前划定了警戒区域，禁止渔民进入捕鱼，而这个区域恰恰又是目前唯一能捕到鱼的地方，“越靠近大坝越有资源，但又越危险，否则什么鱼也捕不到，大坝、防浪墙和航道的建设，改变了河床和水流，只有这点区域有鱼类活动，并且水流轻缓适合打鱼。”杨江龙无奈地说道。
“这不是拍电视剧，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杨江龙说，如果贸然作业，武警将剪去充当浮标的泡沫，撒在水下的渔网就被冲得无影无踪，损失渔具对于这些勉强度日的渔民来说，意味着入不敷出。渔民只能等到武警“松懈”的时候撒网，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夜间作业的习惯。
1981年1月4日，葛洲坝截流成功，长江被拦腰截断。一些长江精灵的生命也在此处画上了休止符。
那一年，杨江龙刚15岁，对家门口的大坝充满了自豪，虽然捕鱼的作业面积有所缩减，但面对丰饶的长江，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然而截流那年的下半年，他看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一群又一群大鱼聚集在葛洲坝前游弋，它们大多七八百斤，甚至超过千斤，不顾泄洪闸飞奔而下的惊涛骇浪，一次次奋力前冲，试图冲破大坝的阻拦，它们有的碰撞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有的则惨死在飞速旋转的电机叶轮下，杨江龙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这些大鱼中大部分是中华鲟。中华鲟是一种大型的洄游性鱼类，是中国特有的古老珍稀鱼类。它与早已灭绝的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距今有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被誉为“活化石”、“长江鱼王”、“水中熊猫”。
截流使沿江回溯的中华鲟无法继续前行，曾经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段的10多处产卵场全部消失，“长江鱼王”上亿年的脚步不得不止于坝下。
截流后的几年，每年同一时候，中华鲟依旧会返回宜昌，顽强的它们就在葛洲坝下找到了新的产卵点，物种得以延续，但数量开始急剧下降，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之后又进入濒危动物名单。
为救护中华鲟等长江珍稀野生动物，1982年4月，葛洲坝集团成立了中华鲟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培育鱼苗放流长江。此后，中华鲟新的产卵点也被划为“长江宜昌段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以保障中华鲟最后庇护所的安全。
白鲟情结
白鲟没有它的“亲戚”中华鲟那样幸运，24岁的杨明和其同龄人只能看到白鲟的标本。
杨江龙的儿子杨明出生在葛洲坝建成后，在长江上长大，今年24岁。
杨明也有遗憾。父亲告诉他，自己曾在长江里捕获过一种和中华鲟一样大，白色的皮肤，嘴巴很长很尖的大鱼，如果还能再捕到了一定给他看，但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杨江龙所说的这种鱼名叫白鲟，又称作中华匙吻鲟，是最大的淡水鱼类，和中华鲟一样，它同样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仅在中国的长江存活了下来，比大熊猫还珍贵。白鲟因其口吻长达身体的一半，所以俗称“象鱼”、“枪鱼”和“剑鱼”。
白鲟没有它的“亲戚”中华鲟那样幸运。中华鲟研究所总工程师肖慧告诉早报记者，葛洲坝建设之初，白鲟还是常见的经济鱼类，在大坝附近一网下去能捞到几条，但自2003年以来，再也未见白鲟踪迹，“连人工繁殖的机会都没有了”。如今，杨明和其同龄人只能看到白鲟标本。
同样不幸的长江精灵还有白鱀豚。大约2000万年前，被誉为“长江女神”的白鱀豚离开海洋进入长江，并在中国长江的中下游扎根。2002年7月14日，世界唯一人工饲养的白鱀豚“淇淇”离世，曾让整个中国悲伤不已。
据调查，在1980年代初，白鱀豚的种群数量尚有约400头，1980年至1986年的调查结果是约为300头，到了1990年约为200头，1994年以后就不足100头了。1997年，由农业部发起了长江白鱀豚、江豚同步观测行动，50多艘中国渔政船在长江中下游进行了为期7天的观测，最后确认观测到13头。2003年，中科院水生所再次进行江上观测，但未发现一头。著名白鱀豚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周开亚教授认为乱捕乱捞和航运等人类活动，加快了白鱀豚种群灭绝的速度。专家普遍认为白鱀豚极可能已经灭绝。
三峡阻隔
目前长江“四大家鱼”从占渔获物的80%降至14%，产卵量仅为原来的3%，也将沦为“珍稀动物”。
在杨江龙眼里，葛洲坝拦住了大鱼，却没有阻隔江水，而三峡工程改变了一切。
三峡工程位于葛洲坝上游38公里处，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大坝坝顶总长3035米，坝高185米，被称为长江中的长城。2003年，三峡大坝开始蓄水，长江水文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鱼类资源持续衰退，“四大家鱼”的产卵繁殖受到直接影响。
生活在长江中的鲢鱼、鳙鱼、草鱼和青鱼被称为长江“四大家鱼”，是长江流域市民餐桌上的主要淡水鱼类。相关研究表明，“四大家鱼”对环境要求严格，其产卵繁殖要在适宜的水温、水流状态中完成，产卵需要河道水流涨水的刺激，但在产卵高峰的5、6月，天然情况下产生的小洪峰过程，可能因三峡发电而被调平，因而丧失产卵条件。
官方资料显示，目前长江“四大家鱼”从占渔获物的80%降至目前的14%，产卵量也从300亿尾降至目前不足10亿尾，仅为原来的3%，也将沦为“珍稀动物”。
在三峡库区万州，一些渔民已经不再出江打鱼，他们大多已上岸干零活维持家用，渔船只是他们在水上的家，而一些仍在坚持的渔民告诉记者，他们现在不是“鱼”民，而是“虾”民，如今能捕到的只有零星的小虾和成堆的垃圾。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报告》显示：2004年万州江段天然捕捞量107吨，日均单船产量1.28公斤，分别为蓄水前2002年的32%和28%，两大数据均急剧下降。已经退休的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监测万州监测站站长杨如恒介绍称，三峡蓄水后，大多数鱼类世代产卵繁殖和生长栖息场所发生变化，库区鱼类资源和种群结构正发生嬗变。
渔民隐忧
常州新农水产村书记说，渔民收入之所以没有降低，是因为鱼产量减少后，价格在逐年攀升，但是鱼价总不会无限上涨。
春江水暖鸭先知，长江上的渔民最能感知江鱼的命运。杨江龙捕捞上岸的鱼越来越少了。上世纪90年代，他每天能捞上上百斤鱼，“江边钓鱼的人都能轻松钓到几十斤”，而现在一网下去能有三五条已属幸运，每天的捕捞量也不过数斤。
从小打鱼、如今刚改行卖鱼的洞庭湖渔民刘官保回忆起从前，不住感慨，现在鱼没有以前“厚”了，“现在就是打一年，也当不得原来一个月。”湖北石首渔民廖大伯用语更夸张些，“现在长江里没鱼了”。
刘官保和廖大伯都是老渔民，他们的说法代表着很多渔民的心声。早报记者在走访湖北宜昌、石首，湖南岳阳，安徽铜陵、安庆，江苏常州等多地，询问多名渔民、鱼贩，几乎都有类似的感慨。
新农水产村是常州最大的渔村，也是常州现存仅有的两个渔村之一。目前正是他们捕捞刀鱼的季节，可渔民遇上了小年。如在宝山水域，一艘船一次潮水一般只能捕获2-6尾刀鱼。老渔民很难接受这样的落差，仅仅几年前，一次潮水还能捞上来几十斤刀鱼，其中不少是2两半左右的大刀鱼。
“渔民收入之所以没有降低，是因为鱼的产量减少后，价格在逐年攀升。”村书记梁林坤说。但是未来呢——鱼价总不会无限上涨，也不会总能弥补产量下滑造成的损失吧？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在长江放置专门的渔网以监测鱼产量变化等情况，除去禁捕期，2008-2012年，捕获量分别为9.6吨、15.4吨、11.3吨、9吨多和7吨多，除2009年有所增加外，近年处于持续大幅减少中。
《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长江中下游捕捞量占全国的60%～65%，年均捕捞量从20×104吨迅速增长到150×104吨，年均增长近6.5×104吨；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产量平稳波动，说明上升势头减缓，资源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另据长江水产所统计，1997-2008年，长江干流青、草、鲢、鳙鱼四大家鱼鱼苗量从35.87亿尾波动性锐减至1.81亿尾，2007年最低、为0.89亿尾。表明水环境在逐步变差，鱼苗难以成长，或在个体很小时便被捕获，导致成鱼大量减少。
与时间赛跑
一群孤独的研究者尝试使用各种手段延缓长江鱼类消失的步伐，但仍忧心鱼类消失得太快，连鱼种也留不住。
不仅仅是产量，鱼种也在持续减少。长江是我国重要的水生生物基因库和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河流，历史上有记载的长江水生生物有1100多种，其中鱼类370多种。
因缺乏经费、工程量大等原因，近年一直没能有机构从事基础研究，确切掌握长江现存的鱼种数量，只能通过一些侧面进行了解，比如2000年国家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的保护物种中长江的品种（包括中华鲟、长江鲟、白鲟、白鱀豚、江豚、胭脂鱼等）是1988年版《名录》的两倍。一些重要的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如白鱀豚、白鲟、鲥鱼等已经或濒临绝迹。
一群孤独的研究者正在与时间赛跑，尝试使用各种手段延缓长江鱼类消失的步伐，保存物种的遗传物质。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水生动物精子库建于2006年，目前存有刀鱼、大闸蟹等19种水生动物的精子。全国约有6家水产研究单位存有精子库，每个精子库保存的种类从十几种到三十多种不等，不到我国淡水和海水鱼类的百分之一，研究者时常感叹“为时已晚”，鱼类消失得太快，连鱼种也留不住。
长江渔民也正在消失。目前长江约有近4万艘渔船，14万余专业渔民，他们靠江生活，以水为生，而如今，下水无鱼，上岸无地。杨江龙说他每天都盼望上岸，但放不下水中的全部家当，又没有其他的生活技能，于是只能将后代送到岸上，“这一江水已经养育不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最后一代渔民”。
杨江龙喜欢教儿子分辨各种长江鱼，从小就带着他在长江上遨游，“我掌舵，我爸在前面指挥，那时候我的个子还没有横杆高”，杨明觉得那时候的长江热闹非凡，“就像农民秋收的时候，但这个场景已经看不到了”。杨明说自己平日忙于上学、工作，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江上。
三代打鱼的杨家止于杨明，父亲杨江龙也感觉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但又心存依恋，“从正月初六到现在40多天，我们只捕到了5条像样的鱼，也许等真的没了鱼的时候，只有放弃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