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法难敌非法捕捞“游击战”甚至遭暴力抗法 副业渔民违法 成本低管控难 ■ “末代渔民”陷入“越少越捕、越捕越小”恶性循环，生计艰难
滥捕
>>> 非法捕捞收益
“电打鱼是暗地里搞，迷魂阵大搞特搞。用电捕鱼，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打2000斤。”
——湖北省石首市民
“此前使用迷魂阵捕捞，生产好的时候，（一年）大5万（5万-10万元）可以搞得到。”
——洞庭湖渔民吴庭才
“上游放鱼苗，下面迷魂阵就给起了（捕捞走）。”
——安徽省铜陵市
水产经营者姚四九
“早在二十年前，他经营的鱼里，养殖的鱼和长江鱼是五五开，十年前变为七三开，到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养殖鱼，占到了90%以上。（捕鱼网）网目太小，把鱼苗都打了，电捕则打得鱼不产卵了。”
——湖北省石首市笔架山
农贸市场水产经营者
“春禁三个月正好是‘鱼打子’的时候，但（鱼卵）三个月后长成小鱼花了，迷魂阵正好又把它带走了。鱼种都搞光了，谁来繁殖呢。”
——铜陵淡水豚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程师黄立新
“渔民们都说电打鱼很多，但执法人员亲眼看到的很少。因为偷鱼者远远看到渔政白色大型执法船，就迅速逃窜，他们的望远镜比我们的倍数高多了。”
——铜陵渔政执法人员
“渔政执法船过来了，人（电捕鱼者）已经跑了。水上不像陆上几分钟就到了，你要船开过去，起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铜陵淡水豚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程师黄立新
早报记者 李云芳
再过几天，长江就要开始禁渔了，而早在3月10日洞庭湖就已开始禁渔。
今年3月24日，洞庭湖渔民吴庭才在电话中告诉早报记者，他正在购买地笼，准备去湖北的洪湖捕虾。
吴庭才对湖南岳阳县在东洞庭湖取缔“迷魂阵”一事仍在抱怨，称政府无条件取缔，却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偿，失去了谋生之计的他“差点卖船”。
迷魂阵是一种省事有效的捕鱼工具，在长江上大范围存在，大量渔民以此工具捕鱼为生。但依照规定，迷魂阵和电捕鱼等一样属于被禁止的非法捕鱼工具，因为这些工具 “连鱼的子子孙孙全都搞掉了”。
而除了非法捕捞，长江上的渔民还存在过度捕捞的问题。渔民以捕鱼为生，为生计和利益，不自觉陷入了“越少越捕、越捕越小”的恶性循环。
对于非法捕捞，有执法人员的严厉打击；对过度捕捞，有管理部门的政策管控。但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均陷入困境：
在广阔的江面上，有限的执法力量面对非法捕捞的游击战，经常只能徒唤奈何；而限制捕捞的政策管控，能够管得住持证的专业渔民，但却难以束缚住数量庞大的副业渔民。
长江渔业资源的总量和种类继续下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呼吁全面禁渔十年以便恢复。对于此建议的一个利好消息是，长江上的渔民多为“末代渔民”，其后代少有子承父业、继续打鱼者。但即使如此，如处理不好现有渔民的转产安置和其涉渔财产的补偿问题，全面禁渔就不可能顺利推进。
非法捕捞之狠：
“越搞不到，越要电打”
“为什么没鱼了，得找到根源，（捕鱼网）网目太小，把鱼苗都打了，电捕则打得鱼不产卵了。”石首市笔架山农贸市场一位水产经营者对于渔政在打击偷鱼滥捕中的措施有些不满，“罚款不行，就要他坐牢。罚款，他会想捕更多的东西回来。”
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师黄立新坚持把非法捕捞和过度捕捞，排在长江渔业资源减少诸多原因的第一位。
他承认，判断基于经验而非数据，“从我工作经验来看，我最直观的是，捕捞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好像长江整个系统和江叉都有非法捕鱼，尤其是迷魂阵。”
而对于渔民来说，他们从自己的所见所感出发，一说起渔业资源的减少，就必然指控非法捕捞，尤其是电捕鱼和迷魂阵两种。
对于这两种非法捕捞方式的危害，安庆市渔业局副局长蒋泽球和黄立新的描述非常形象： “把老子儿子孙子一起捕了”、“连鱼的子子孙孙全都搞掉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伯说，他在石首市长江边生活了50多年。他认为，比起早十年，长江里的鱼少了50%。对于减少的原因，他坚持认为，是捕捞能力太强，这一点对于鱼类减少“占到90%的作用” 。
在他看来，捕捞能力强的工具中，以电捕鱼和迷魂阵为最，“电打鱼是暗地里搞，迷魂阵大搞特搞。”对于电捕鱼的威力，他描述称，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打2000斤。
末了，他又叫住记者反映了一个问题。石首市每年都会增殖放流，因为放流的亲鱼（即种鱼，已至性成熟阶段可繁殖的鱼）都在清水中养大，放流到长江里，因不适应浊水环境，一开始都聚集在江边。大伯说，很多非法捕鱼者，就采用电捕方法捕捞亲鱼，“一打就几十条亲鱼。”
铜陵市水产经营者姚四九也提到同样的问题，“上游放鱼苗，下面迷魂阵就给起了（捕捞走）”。
石首市笔架山农贸市场一位水产经营者说，早在二十年前，他经营的鱼里，养殖的鱼和长江鱼是五五开，十年前变为七三开，到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养殖鱼，占到了90%以上。 “为什么没鱼了，得找到根源，（捕鱼网）网目太小，把鱼苗都打了，电捕则打得鱼不产卵了。”他对于渔政在打击偷鱼滥捕中的措施有些不满，“罚款不行，就要他坐牢。罚款，他会想捕更多的东西回来。”
铜陵渔民熊根荣说，渔业资源越来越少，反而刺激了非法捕捞的存在，“越搞不到，越要电打”，因为“平常网具搞不到，电打鱼搞到了”。
而东洞庭湖因水域面积广大，专、副业渔民近万人，因此也成为非法捕捞较为集中的地方。
东洞庭湖水面均由岳阳县管理，该县县政府一份汇报文件显示，东洞庭湖的害业捕捞达到了90%，其中迷魂阵、电力捕鱼、矮围网围、螺蛳捕捞更被称为是“四大害业”。
且非法捕捞还呈上升趋势，如电力捕鱼由电拖网发展到电围网，发动机功率由3KW上升到12KW。
水面执法之困：
有非捕“游击队”暴力抗法
电打鱼作业时间一般很短，经常一个小时就结束，而执法船启动、赶到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很多时候执法船还没到，电捕船就已经收工回去。
有多少人在长江里进行非法捕捞？没法统计，也很难估计。黄立新觉得数量不会少，因为 “渔政每年三三两两执法，还能逮到几条船”。
铜陵一位渔政执法人员表示，渔民们都说电打鱼很多，但执法人员亲眼看到的很少。因为偷鱼者远远看到渔政白色大型执法船，就迅速逃窜，“他们的望远镜比我们的倍数高多了”。
要想缉拿非法电捕鱼者也并不容易，电捕鱼的船只相对执法船小很多，它能够抵达的浅、窄水域，执法船经常无法进入。
此外，因为电打鱼作业时间一般很短，经常一个小时就结束，而执法船启动、赶到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很多时候执法船还没到，电捕船就已经收工回去。
黄立新称，有时碰到电捕鱼，立即打电话通知渔政，“渔政执法船过来了，人（电捕鱼者）已经跑了。水上不像陆上几分钟就到了，你要船开过去，起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安庆市渔业局副局长蒋泽球则说到了渔政执法面临的安全问题，“我们得到举报，很快出去，但安全第一，非法捕鱼者掉水里怎么办。”且非法电捕鱼者经常凌晨两三点出去，三四点返回，深夜执法对于安全问题的考验尤大。
此外，因为渔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手段有限，加之水上环境特殊，执法还面临着频繁的暴力抗法情形。
铜陵渔政站此前就碰到一起暴力抗法事件，在追击一位非法捕鱼者的船只时，非法捕鱼者就用发动机的手摇柄砸伤了一位渔政工作人员的头部，所幸伤情并不严重。
一位在长江边生活了数十年的老者说，电捕鱼的人碰到执法人员会很蛮横，“‘要扣我船’，他袖子一捋，‘老子今天不要命了，长江里和你同归于尽’。”
因此，渔政部门经常联合公安、海事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这样对非法电捕者能形成更大的威慑。
比起暴力抗法，非法捕鱼者有时还采用更聪明的方式进行周旋。
蒋泽球说，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一些非法捕鱼者就布“眼线”专门监视渔政执法船，一看到渔政执法船出动，就电话通知非法捕鱼者收工规避。
为了对付这种伎俩，安庆渔政局经常变换执法船停靠位置，同时渔政部门之间实行异地执法。
对于渔政部的“内鬼”可能通风报信的问题， 石首市渔政部门执法时亦花心思对付。石首市渔政监督管理局局长赵宏说，执法前会将手机全部收走。有时，执法船会佯装往某地开船，中途又折头向非法捕鱼地开去。
电捕鱼一直是渔政部门严打的非法捕捞，如果查到都会进行严厉处罚，没收渔获物、网具等，如果非法捕捞达到一定数量就移交公安部门立案。如岳阳县从前年到去年8月就立案处理电力捕鱼等违法捕捞28起，没收电捕工具38（台）套，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8人。
但没有人能保证禁绝掉非法捕鱼，安庆市渔业局副局长蒋泽球说，渔政一直在管，但“好像警察抓小偷一样，禁绝不了” 。
实际上，面对阔大的水面，渔政人员的执法力量始终显得薄弱。
安庆段长江长达243公里，江面面积达到450万亩，另外还有295万亩的湖泊等水面，而安庆渔政拥有执法权的人员只有191个，执法船只有40艘。平均每个执法人员负责的水面达到3.9万亩，每艘船负责水面达到18.6万亩。渔政部门只能择重点监管， “哪里反映多，就集中力量去哪里执法。”蒋泽球说。
而岳阳县渔政局副局长姚剑龙则希望能给每艘渔船装上GPS定位装置，这样能够掌握每艘船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位置，方便监控管理。
限制捕捞之漏：
如何管控“副业渔民”？
专业渔民一旦被查获非法捕捞，其各种证件、各种补贴可能被取消，代价比较大，而“副业渔民”则没有这些后顾之忧。
和渔民聊天，说到捕捞，他们更习惯的称法是“搞生产”。对于“生产者”来说，自然希望“生产”得越多越好，这就带来了过度捕捞的问题，即捕捞量超过了鱼类的繁殖恢复能力。
黄立新的说法一针见血。他说，渔民不会想到与渔业资源长远依存的问题，“他要搞现，鱼打上来，不管大小都是钱，他只顾及眼前利益。”
与非法捕捞不同，过度捕捞处在合法但不合理的位置，而过度捕捞的典型对象就是刀鱼。
刀鱼是一种江海洄游性鱼类，每年2-5月会从大海里洄游到长江里来产卵。而刀鱼洄游的季节，也是渔民开捕的旺季。
对于刀鱼从长江口溯源而上的路程，熊根荣描述为， “一千多里路，一层一层过筛子”。蒋泽球也形容说“刀鱼到安庆，要经过层层天罗地网”。据渔民们介绍，从前刀鱼最远洄游到鄱阳湖、洞庭湖，如今却只能洄游到安庆了。
对于长江内的过度捕捞问题，目前一般通过限制捕捞渔船数量和捕捞时间，来降低捕捞强度和密度。
最明显的措施就是禁渔。2003年起，长江正式开始全面实施禁渔期制度，葛洲坝以上水域禁渔时间为每年2月1日到4月30日，葛洲坝以下至长江河口水域为每年4月1日到6月30日。
对于刀鱼、江蟹等特殊品类，还实行限制性捕捞。以铜陵为例，刀鱼特许捕捞时间为一个月，特许捕捞证为38张；而江蟹的特许捕捞时间也为一个月，特许捕捞证10张。
且特许捕捞证还在不断减少，如2002年开始实行刀鱼特许捕捞制度时，铜陵的数字是76张，后逐年减少到现在的数字。
此外，国家还对渔船实行船只数量和功率的“双控”措施。如铜陵，从2009年就将渔船数量一直限制在269条，尽管很多已转产的渔民想要恢复渔民身份，但不被允许。而引导渔民转产上岸，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削减捕捞人数，控制了捕捞强度。
这些管理措施，也许能够有效管控专业渔民。但一个现实问题是，长江上仍有相当多的无证捕捞。如东洞庭湖，无证捕捞占到捕捞对象的26%。
一些被称为“副业渔民”、“兼职渔民”的人，平素在岸上谋生，一到捕鱼季节，也下海捕鱼“赚个外快”。按照渔政管理部门和很多渔民的说法，非法捕捞、过度捕捞也多集中在这些“副业渔民”、“兼职渔民”中。
因为专业渔民一旦被查获非法捕捞，其各种证件、各种补贴可能被取消，代价比较大，而“副业渔民”则没有这些后顾之忧。
如何管控这些“副业渔民”、“兼职渔民”，考验着管理部门的智慧。
全面禁渔之便：
“最后一代渔民”
安庆市渔业局副局长蒋泽球认为，如果全面禁渔，只要禁三年，就能有一个大的转变；禁六年，长江渔业资源就能恢复个差不多。
即使有前述种种限制捕捞的举措，长江沿岸各个城市还在经常增殖放流，但石首、铜陵、安庆的多位渔政管理人士还是向早报记者表示，长江的渔业资源总量还是在下降。
因此，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建议在长江禁渔十年，以便恢复长江的渔业资源。
黄立新是曹文宣的支持者。他说，春禁三个月正好是“鱼打子”的时候，但 “（鱼卵）三个月后长成小鱼花了，迷魂阵正好又把它带走了，还是没用” 。
他认为，再这样继续下去，以后长江渔业资源想自然恢复都很危险，“鱼种都搞光了，谁来繁殖呢？”而全面禁渔最起码能给鱼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
蒋泽球也认为，如果全面禁渔，只要禁三年，就能有一个大的转变；禁六年，长江渔业资源就能恢复个差不多。他说，一些鱼类，例如刀鱼，如果没有捕捞的话，会恢复得很快，因为它的一个繁殖周期也就三四年。
黄立新建议，国家出钱将渔民全部转产转业，“长江渔民就那么一些，对国家财政来说不算什么。”
而对于全面禁渔，一个重大利好是，如今大多数渔民的后代，没有选择“子承父业”，而是上岸工作。因此，很多仍在长江上打鱼的渔民称自己为“末代渔民”。
早报记者沿长江采访数十位渔民，发现长江干流上的渔民很少有后代还在从事打鱼。湖北宜昌渔民杨江龙称已将后代送到岸上，“这一江水已经养育不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最后一代渔民”。
铜陵渔民熊根荣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都在岸上工作，“以后肯定不打鱼，打鱼收入低，也不会搞，接手不起来；另外，江里风险大，也辛苦。”
石首渔民廖大伯也告诉早报记者，“年轻人现在没人打鱼，我们这代人完了就没了，主要是没鱼，搞不到生活。”
只有洞庭湖上的渔民，还有“子承父业”的现象，因洞庭湖水域面积广大，渔业资源相对丰富。如吴庭才的侄子吴恒满，此前曾到上海来打工，因觉不赚钱，去年又回到洞庭湖上，跟着叔叔一起打鱼。
全面禁渔之难：
渔民转业与涉渔财产处理
无论是渔政部门，还是渔民本人，对于上岸转产转业都有一定的疑虑。大多数渔民都没有读过书，他们常年在水上谋生，缺乏岸上生活技能。
全面禁渔是为了保护长江的渔业资源，但对于渔民来说，却是断了他们的生计。
观察去年湖南岳阳县取缔东洞庭湖的迷魂阵一事，可以想见在长江流域实行全面禁渔之难。
去年上半年，东洞庭湖发生了江豚密集死亡事件，处于压力下的岳阳县政府决定取缔迷魂阵。
虽然《渔业法》等早就明确迷魂阵是禁用捕捞工具，但长江上的很多渔民却长期在使用，如东洞庭湖上八成渔民靠迷魂阵捕鱼。早报记者在铜陵市大通镇青通河与长江交叉口一段，就看到密密麻麻的迷魂阵，每隔数十米便有一个。
作为定置网的迷魂阵是极省时省力的工具，且能够保证捕获量。洞庭湖渔民吴庭才告诉早报记者， 此前使用迷魂阵捕捞，“生产好的时候，（一年）大5万可以搞得到”。大5万也就是5万-10万元。
虽然政府号召改用丝网等工具，但吴庭才认为“基本捕不到鱼”。且换工具在他看来像换行一样困难，“你原来是设计房屋的，突然国家给你个政策，要你去设计衣服，你行不行？隔行如隔山。”
被禁用迷魂阵后，吴庭才一直抱怨没有生活来源，虽然他家每年可以领到5000多元的柴油补贴，以及每人每年800元的禁渔期生活补助，但他说这些连“两个月的生活费都还不够”。
因此，岳阳县政府的取缔行动引发了渔民们的强烈反弹，尤其是最早使用迷魂阵的原江苏籍渔民。去年8月，数百名渔民就聚集到岳阳县政府门前抗议，要求政府给出妥善的处理和补偿。之前，他们还曾到岳阳市的各个部门递送了上访信。
在上访信中，他们提出了另一层请求：希望政府考虑渔民的生存问题，对渔民毁弃迷魂阵的举动给予资金补偿，同时在改制合法渔具或者转产转业方面给予扶持。
确实，渔民的捕鱼工具也是一笔价值不菲的 “固定资产”。以吴庭才为例，光船就有5艘，1条作为房屋使用的大铁船，2条中号铁船，还有2个木筏子，总价20万元左右。另外他的10个迷魂阵及数百根长竹篙，也价值10多万元。
因此，岳阳县取缔迷魂阵的行动一直不顺利，渔政部门与渔民之间不停在“拉锯”。吴庭才去年曾改用地笼捕捞，但最后的结果是亏损。他捕捞所获不过1万多元，却被偷走了价值近2万元的地笼。因此，最后“顶风”使用了半个月迷魂阵，因去年鱼多，他捕捞到了五六万元的收入。
今年3月24日，吴庭才告诉早报记者，如今年仍不能得到妥善安置和补偿，那么将不得不继续使用迷魂阵，否则“全家都要上街讨米”。
仅仅是取缔迷魂阵这一捕鱼工具就遭遇了这样大的阻力，可以想见，实行全面禁渔，如处理不好渔民的转产安置、涉渔财产的补偿问题，推进起来一样阻力重重。
对于全面禁渔，渔民们和其他人一样颇具大局意识， “国家怎么定我们就怎么走”。但他们提出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家首先要把我们安置好。如石首渔民廖大伯说， “国家不要打鱼，那就不打了，总得安排（我们），一天不死就得吃饭。”
但渔民的安置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无论是渔政部门，还是渔民本人，对于上岸转产转业都有一定的疑虑。大多数渔民都没有读过书，他们常年在水上谋生，缺乏岸上生活技能。
岳阳县官方一位人士说，引导渔民上岸工作，他们对于企业往往有这样的心理：“你给我一两千元，我觉得低；给我五六千元吧，你又不给。”
因认为现在推行全面禁渔颇为困难，有官员就把期望寄托在了渔民的下一代身上。上述官方人士就表示，要想渔民全部上岸，得等到下一代，因为这代渔民多系“末代渔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