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题奶粉”和“奶粉问题”吓坏了的中国妈妈开始动用各种关系和渠道，试图从境外为她们的孩子“淘”到纯正的“洋奶粉”。然而，中国巨大的奶粉需求让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不得不推出限购政策，并特意用中文标出；香港更是立法，限每人带2罐奶粉离境，违者可监禁2年。
今年9月28日，中国奶业似乎迎来了转机。由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组织，伊利、蒙牛雅士利、完达山、飞鹤、明一和高原之宝6家企业集体发布了婴幼儿配方乳粉新品，并做出诚信守法、严格把关、承担责任、接受监督等质量安全承诺。有人认为，这6家企业俨然已成为中国“奶粉国家队”。
未来奶粉业或将形成10大集团
中国提高奶粉质量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
今年5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明确要求，要把提升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水平作为突破口，把优质国产品牌树起来，把消费者的信心提起来。
6月，工信部发布实施了《提升婴幼儿乳粉质量水平，提振社会消费信心行动方案》，组织制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并表示将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6月1日至8月31日)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淘汰一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质量安全保障条件不达标的企业。
近日，有报道称，国家将斥资300亿助力国产婴幼儿奶粉行业，通过政策倾斜、财政补贴等方式打造一批能够赢得市场信任的国产品牌。
此次6家国产乳品企业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的组织下，高调向社会发布了婴幼儿乳粉新品，被外界视为打造国产奶粉品牌的重要举措。这6家所谓的“奶粉国家队”也被许多人视为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和“中国奶业的希望”。
然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宋昆冈却表示，从来没有所谓的“国家队”之说，“只有生产好产品才是好企业”，上述6家企业是由行业协会组织专家通过实地调研遴选得出的。工信部消费品司副巡视员高伏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政府部门更多的是对企业的创新、产品质量的提升予以鼓励和支持，但具体投产后的反响最终要经过市场严格的评价和消费者的“打分”来判定。对于“斥资300亿”一说，高伏称，“支持政策会有，但具体的资金量和支持方式，目前尚未明确。”
业界普遍认为，奶粉国家队的名号或许并不存在，但按照这6家企业的行业地位和国家对其支持的力度，这6支队伍就是有实无名的“奶粉国家队”。一位奶粉企业高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6家企业已经和其他奶粉企业有了根本上的区别。
完达山乳业董事长王景海认为，将一批有实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与其他企业区别开来很有必要，“一个企业出了问题，好像中国的奶粉行业都出了问题，很多企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王景海预计，目前全国有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127家，经过兼并重组，未来奶粉行业可能会形成10家左右的大集团。
奶源仍是产业软肋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乳制品产业的现代化能力和水平；二是实施了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三是政府的监督机制、监督职能发生重大变化。”王景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宋昆冈表示，经过3年多的整改，乳制品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检验技术与能力、自有奶源基地建设、企业管理水平、职工队伍建设都有了明显提升和改善。
“现在中国乳制品的标准在世界上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看了一些企业，他们乳制品设备和现代化水平并不比我们高。”王景海说。
为什么高标准、好设备和严监管之后，还存在乳品质量问题？
“我们的设备、工艺、技术都没问题了，但奶源仍存在问题。国内依然存在着部分散养奶牛户，奶源质量控制方面与国外相比仍有差距。”王景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澳优[0.00%]乳业行政总裁陈远荣也曾表示，国内奶企存在的奶源质量与安全问题，具体说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鲜奶标准低；二是奶牛养殖集约化程度低；三是环境污染、乱用抗生素及饲料的情况较多。
“现在，养殖户也认识到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国家法律法规也越来越严了，奶源的管控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要让企业把所有的源头都把控好还不现实。有的小企业不具备检测能力，有时检测标准也有高有低。”王景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乳品安全不从源头上抓起，这个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业内呼吁政府帮建奶源基地
在很多人看来，提升婴幼儿乳粉质量水平，奶源是关键；而要把控奶源质量，就必须加大奶源基地的建设力度，提升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
王景海建议，政府要适应于新的发展形式，主导实施农民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经营，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培训，解决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问题。这样既能保证食品安全，也解决了产业化，可以在产业化运行过程中提高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说，加工企业与养殖环节的利益连接机制不完善，是造成现在奶源质量低的根本原因。与其他养殖业不同，奶价是乳品加工厂说了算，奶农没有定价权，而且这种定价机制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而国外的奶业合作社，如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其乳品加工厂是奶农建的，奶农是乳品企业最大的股东，除了获得原料奶销售的收入外，还有乳品销售后的分红，加工企业和奶牛养殖户利益是一致的。李胜利认为，为更好地控制和扩大奶源，加工企业应该扶持奶源基地，也可以自己建奶源基地。
对于自建奶源基地，王景海表示，企业要做的就是收集原料，加工然后卖向市场。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这些应该是政府要做的。政府出一部分资金，把牧场建好，把农业合作社、畜牧养殖合作社组织起来，实行规模化养殖，用现代化的系统喂养，实现机械挤奶、冷料运输、管道封闭输送和无菌化加工，既保证了食品安全，提高了食品质量，同时企业增效、农民致富。
本刊记者肖翊|摄
对话完达山乳业董事长王景海：
国产奶粉拥有洋奶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时隔5年之后，再回头看“三聚氰胺”事件，您有什么感触？
王景海：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前，我们的出口表现相当不错，中国乳品业中，我们出口是第一位的，一年出口12000到13000吨，有五六个亿的销售额，在非洲的维和部队常年吃的都是我们完达山奶粉。
可是“三聚氰氨”事件之后，我们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企生病、行业吃药。前段时间我去访问南非，南非相关人士就表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乳品不合格。
《中国经济周刊》：完达山这几年发展不如伊利蒙牛这么迅速，为什么？
王景海：“三聚氰胺”事件之前，奶粉行业中三鹿是排在第一位，完达山排在第二位。这些年我们成长比较慢，现在论品牌价值我们排第三位。
发展缓慢主观上是因为我们求稳不求快，不求业内最大，而要做百年老店，以质取胜，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加速发展。
客观上讲，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第一，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过重。以三聚氰胺事件为例，三聚氰胺事件出现以后，很多黑龙江的乳制品企业都亏损，不收奶，杀牛倒奶现象严重。政府找我们说，你是国企，要担当社会责任。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不降价、不限收、不拒收的政策。为此我们承担了2.47亿的损失。后来形势恢复后，奶源变得紧张，之前不收奶的企业又回来抢奶。两头搭成本，企业付出很大。
第二，我们得到的产业政策支持比较少。地方经济发展中，一些新入驻的企业往往容易得到很多优惠政策，像乳业企业等长期肩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却很难享受这些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的洋奶粉品牌接连受挫，这对国内乳业是不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国内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王景海：近期这些事件都说明外国的月亮不一定就比中国的圆。我们应该让消费者更加明白这个事实：国产奶粉与国外奶粉相比，也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洋奶粉新鲜度不如国产奶粉。洋奶粉大多是在国外生产的原料粉，漂洋过海运到中国再进行二次加工，运输保存时间较长；其次，国外代购的奶粉不是针对中国宝宝体质添加营养成分，不一定适合中国宝宝；第三，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开展的“月月抽检计划”工作，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对主流品牌婴幼儿奶粉进行抽检，检测结果显示国内奶粉明显优于国外奶粉。
当下，国内乳业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向消费者传达更多理性客观的声音，同时也要炼好“内功”，加强自身产品的监督管理，以质量和诚信重新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