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看似荒诞不经不被法律认可的经济纠纷，竟然出奇地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立案，并顺利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接下来匪夷之事频出，一位手持通过非法途径得来的一纸借据的普通公民，在这起错误立案在先的“官司”中稳稳胜出，轻轻巧巧从被告——中国食品报社斩获15万人民币“欠款”。消息传来，坊间议论纷纷，业界人士更将鄙视的目光投向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律的公信力在这里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通过众多涉案证人的证言，对该起事件的全貌便会一目了然。事情缘起于一起普通经济纠纷案，2013年3月中国食品报社与创意公司因经济争执而引发官司，因之财务账号被封，给报社正常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在此情况下，打赢这场官司成了报社的头等大事。2013年4月16日，在中国食品报社长办公会扩大会上，吴炳晶社长提议说，消费日报社的崇永军(吴当时兼任消费日报社长)已找到了一个叫葛洪的人帮忙，葛表示他有关系能在高院立案并且翻案，前提是需要30万元的活动经费。因为事关报社生存大计，与会者一致赞成这一主张。会后不久，中国食品报社在运营维艰的状况下，由副社长李红文在送案件卷宗的同时，将15万元人民币首付给办事人葛洪。2013年5月14日上午，办事人葛洪再度找到吴炳晶社长，催要剩余的15万元活动经费。可当时的中国食品报社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职工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了，又哪里会抽出这样一笔数额庞大的办事款项呢?据副社长李红文回忆：当天上午她接了吴炳晶一个电话说：“要找人尽快开庭解冻账号，必须马上再给葛洪15万元，没钱给他打个借条也行，借条内容我说你记，‘中国食品报社今借葛洪15万元整，待报社账号解冻后立即归还，再盖上财务章’”;中午11：30左右，崇永军、葛洪来我办公室，我带他们两人到财务处找甘力(会计)，看着甘力在借条上改好章后，他们将借条拿走，当时葛洪根本没给报社一分钱，这一点在场的崇永军、甘力都能证明。身为中国食品报社财务会计的甘力在其递交法院的证言中说，关于葛洪的15万元借条，是因为领导讲与创意公司纠纷案葛洪说能帮报社在高院立案并且能翻案;2013年5月14日吴社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在李红文打的借条上盖上财务公章;中午李红文拿借条到财务处，我给盖上了财务处章;李红文打借条的内容是不存在也没有发生的，报社没有收到一分钱，财务也无法入账!作为该起事件的中间人并起着证明作用的消费日报社职工崇永军，在给法院的证言中有着这样的陈述：当天中午11:30左右，我和葛洪到了李红文副社长办公室，李副社长按照吴社长的电话指示写了借条，这个借条其实就是欠条，当时葛洪根本没给报社一分钱，这一点在场的李红文副社长、甘力都能证明……可以看得出，所有的证人都在谈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借条的内容不存在也没有发生过。可就是由这样一张内容子虚乌有的借条而引发的经济纠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竟然郑重其事地立案、开庭，最终“力排众议”、不管不顾地判中国食品报社败诉，思来令人费解。
在此次案件的审理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令人臆想不到的一幕，令中国食品报社众同仁大跌眼镜：中国食品报社原社长，如今赋闲在家的吴炳晶对于葛洪与中国食品报社的经济官司，竟尔大力推卸责任，说自己并没有授意报社员工打借条，而是让他们打欠条，并在自己签字同意后方能生效。这与涉案众证人的证言大相径庭，孰是孰非，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一力主张借外力为报社消弭事端、化解难题、又挑头担事儿的吴社长怎么会前后判若两人，他到底在顾忌什么，抑或是在刻意回避什么?从近几年来吴在任期间中国食品报社的财务支出明细表或许可以为以上的猜测做注脚：从2013年4月起，中国食品报社财务处共有43万元人民币以现金的形式流向了吴炳晶本人，(这些款派作何用则不得而知)，名目繁多，假手人员冗杂，而方式却极其简单，打条签字或电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想见，吴在职期间的中国食品报社财务管理制度何其混乱。据知情者透露，在吴离职后，中国食品报社各种经济问题渐次浮出水面，听来令人心惊。而作为主持法律公道与尊严的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不经意间为一桩因受贿为起因而导致的经济纠纷，有失公允，在不经意间为知法犯法者充当了保护伞，令人可发一叹。
这桩离奇的官司何时才能消弭心存蒙冤之感的中国食品报社员工心中的阴霾，来重新认可法律的公正与威严。有关部门何时才能够高度重视此事并作出拨云见日之举，社会各界人士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