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国内的企业家曾经说过，“食品行业是个道德良心的行业”。我想这句话站在企业的立场是对的。但从公众的立场来说，“道德良心”可能还远远不够，因为“德”能德于人，并不能使人“德”。食品安全问题，已经随着食品供应链愈来愈全球化发展而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甚至上升到了国际政治的高度。
亨氏、联合利华、麦当劳等一些国际知名企业所扯进的“苏丹红事件”，也只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2004年5月，一部名叫《给我最大号》(Super Size Me)的纪录片就直把矛头对准麦当劳。这不是一个华氏“9·11”式的噱头，实际上，这是美国民众对与健康已渐行渐远的美国食品工业发起的成千上万次抗争中的一次而已。
《食品政治》一书的作者内斯特尔经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后认为：“食品业者利用广告制造饮食习惯和个人抉择，非厂商审慎操纵假象，消费者看得懂广告内容，却不见食品业者在国会、联邦机构、法院、大学和专业组织幕后‘使力’的一面”。
美国是一个立法严密并且执行严格的国家，然而依然还是有很多食品公司的股东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公众健康的考虑之上。食品公司将制造和推销他们出售的产品，而不顾它的营养价值或对健康的影响。在这方面，食品公司几乎与烟草公司没有差别。他们游说议会取消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规定，他们对联邦管理机构施压不让他们实施这些规定。而且当他们不喜欢管理部门的决定时，他们就提起诉讼。食品公司通过赞助专业机构和研究来笼络食品和营养专家。他们通过直接向儿童、少数群体成员以及发展中国家推销来扩大销售，不管这些产品是否可能改善人们的饮食。
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就不仅仅需要面对本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需要面对第一、第二世界国家向他们推销有安全问题的食品。“二恶英”、“疯牛病”、“苏丹红”等等的事件在最近几年走马灯式地在中国上演，这只是这些欧美国家食品安全与食品政治问题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延伸。在国外被人称作是“垃圾食品”的普通快餐，进入我国以后就能“鲤鱼跳龙门”成为高档食品、富人食品，出事之后品牌效应依然卓著，这究竟是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什么此次洋快餐“涉红”事件仅仅在中国范围内发生？假如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已经相当完善，那么又是哪个方面存在着问题？
诚然，我们习惯于开展“救火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但是这已经明显背离了整个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食品政治大行其道的今天，食品卫生安全只能依赖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监管机构，一场让有毒有害食品灭绝的战争必须凭借国家力量来打响。就目前而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刚刚开始，离我们最终要构建一个理想的安全食品王国的目标还有相当漫长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