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于想吃东西就去买，因而，当我们发现有多少钱也买不了一顿饭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惊慌不安。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维克托-马莱撰文称，上世纪80年代，我在莫桑比克的克利马内就经历过一次这种情况。在赤贫的环境中，就连美元也只能换来束手无策的表情，原因很简单，那里买不到任何食物。而这种情况现在正在菲律宾发生着。菲律宾政府未能进口足够的大米，以保障本国民众的食物来源，原因是没有人愿意出售。
谢天谢地，马尼拉现在没闹饥荒。菲律宾最大的连锁餐厅快乐蜂(Jollibee)正在提供半份米饭。
但人口众多的亚非国家所倚重的全球粮食贸易，正日益变得更加危险紊乱。大米价格在一年中上涨逾一倍。最近，在印度尼西亚成为最新一个禁止大米出口的国家之后，大米期货价格再次创下纪录。
将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的穷人受害最深。粮价引发的暴乱在非洲各国此起彼伏，并已导致海地总理雅克-爱德华-亚历克西(Jacques-Edouard Alexis)下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表示，进一步的粮食价格通胀将产生“可怕”后果，包括数十万人饿死，并有可能产生战乱。
一种诱人的想法认为：问题完全出在供应层面，因此可通过转基因作物或投资一场新的“绿色革命”来提高粮食产量，从而解决问题。但是，三种最有成效的解决方法全部都是政策范畴的东西。
首先，国际农业贸易亟需持续的自由化。可能有些令人惊奇的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并非食物短缺。问题在于传统出口国突然不愿出售剩余粮食。就像失灵的信贷市场中的信贷提供者一样，每个生产国都正在囤积粮食，以备本国不时之需，原因是它们怀疑自己的贸易伙伴也会这么做。对于市场效率及流动性的信任已荡然无存。
农业保护主义不是什么新事物，关税与补贴早已严重扭曲了国际市场。主要生产国(尤其是欧盟与美国)部分出于对粮食安全的考虑，一直戒心十足地保护着自己国内的农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际农业贸易仍令人满意地对富余主食进行了重新分配。因此，目前的市场失灵应当引起所有人的警觉。新加坡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厄立特里亚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两者一样依赖食物进口。
需要改变政策的第二个层面，是各国的国内政策。像国际贸易一样，国内农产品贸易往往受到严重扭曲。发达国家往往牺牲消费者利益，以支持它们的农民。而发展中国家通常会牺牲农民利益去补贴城市居民，农民面对较低的粮食价格，没有任何动力去提高产量。
如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导，在这方面表现最差的包括一些亚洲国家。自2000年以来，农业生产率增速大幅减缓。亚洲开发银行(ADB)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Ifzal Ali)表示：“亚洲国家必须扭转对农业的忽视。”
通过松绑国内市场，帮助向农民提供信贷，并向他们提供现代农业技术与指导(这些曾是公共服务)，亚洲政府可以在提高粮食产量上大有作为。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各国政府需要检视自己的人口政策并限制人口增长。虽然现在还有足够的粮食分给大家，但你不必是一名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就会担心全球每年增加8000万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影响，或者注意到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及埃及)尤其容易受全球粮食贸易动荡的影响。
全球大米库存今年预计将跌至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或许我们不应对此太过担心。上述一些关于国际及国内粮食政策的建议，可能会在几年之内扭转这一局势。
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想法是，长期而言，在开发利用粮食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方面，我们可能已接近能力极限。这些资源包括原油、可耕地、土壤肥力及可用淡水等等。
而且，在一种资源上的压力，很快就会导致另一资源出现额外压力。为了制造淡水，更多的城市正在消耗燃料以淡化海水，但这会推高石油价格。为了替代原油，政府正在鼓励生产生物燃料，但这方面所使用的燃料几乎和它所产生的燃料一样多，并且随即会导致食物短缺。
我们大家都必须寄望人类聪明才智带来一场新的绿色革命，在全球人口今后几十年达到90亿时，为我们提供所需的额外食物。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将一些聪明才智用于制定合理的贸易、农业及人口政策，以求提高粮食供应、控制粮食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