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物质丰富，为何人们的精神反而不满足？吃得精细，喝得纯净，为何人们对食品的信任反而在打折？
想当年，民众对食品安全远没有今日忧虑。抚今追昔，不少人都说，菜更甜，果更香，饭更有味道，连猪肉都好吃多了，哪里用担心什么瘦肉精、三聚氰胺！
当年的食品安全度真比现在高很多？有人认为，其实不然，物质匮乏的年代，有得吃就不错了，哪管吃得好不好。由于人们对食品质量要求不高，了解食品安全的信息有限，欠缺卫生意识和食品知识，不少当年也存在的问题，被大脑自动“屏闭”起来。
当年稀缺有乜食乜
所谓“陈化粮”、“毒米”，并不是“新发明”。老一辈过来人对此印象深刻：粮食紧张时，谁没吃过“贮备粮”、“陈仓米”？
老广州叶世光回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会开仓卖米，卖的什么米？陈仓米。让老百姓填肚子而已。陈仓米要淘洗多次才能吃，吃起来形同嚼糠没有饭味。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还有这种米卖，不过当时讲究了些，粮店门前设了“搅米机”，将米外面那层黄黑皮打掉，变得“青靓白净”。老百姓给这种米起了个形象的名，叫“二层米”，虽没了霉味，但吃起来其实还是对人体有害。
用发霉花生米榨油，花生、土豆出芽也照吃……这都“湿湿碎”。有件事叶世光说印象深刻，有一次，部队炊事员前脚把病死的猪埋掉，部队家属见到觉得“浪费”，后脚就挖出来当场“分猪肉”，肉煮久些当“去毒”，幸好没有吃出事。这些在今天觉得“毛骨悚然”的事，在当年都不稀奇。
许多过来人都记得，上世纪70年代种养蔬果，其中常用的防虫剂是剧毒农药滴滴畏、乐果。这种农药，不要说对蔬果的食用者会造成毒害，就是施放农药的农民，也常因保护措施不周而中毒。
叶世光说，改革开放初期，他家住清平市场附近，当时鸡肠鸡什鸡血都有不少人买回家当“加菜”；死鱼烂虾蟹也照卖，老百姓贪便宜，有时买回来吃了拉肚子，只得自认倒霉。那个年代也没有那么多质量检验检疫，凭的是商家的自觉。
如今信息公开“命值钱”
“生活好了，自然命也值钱些，吃的也就讲究些。”一些老广州说，从前去酒楼饮茶哪里会先“洗茶”？如今人们更追求健康，也就搞出许多“程序”来。蔬果要浸水，喝水要喝桶装水，连奶、鸡都要验三聚氰胺……
不过，这些“程序”也并非老百姓吹毛求疵、草木皆兵。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当年食品中的化肥农药、化学品、添加物确实比现在少得多，但也并非没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靠卖“饲料添加剂”、“丰收宝”淘得“第一桶金”的张青说，当年不少化学品是作为“科技创新”、“技术开发”从实验室走入农户家庭的。比如她从厂家拿出来卖的产品，前者能使猪比常规养法快两个月出栏，后者则使植物长得茁壮漂亮，但具体这些是什么制剂，连她都讲不清楚。据她说，那时拿去湖南农村卖，非常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而湖南猪长年供应广东，可见那时吃的猪肉，已非纯天然的“土猪”，只不过因为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如现在，对化学添加剂副作用的认识也有限，大家“无知者无畏”。
今天的困惑在于，经济发达了，“菜篮子”丰富了，可为什么老百姓反而觉得可以“动筷子”的东西少了？即使吃到嘴里，也往往觉得没有安全感？
一组数据看出问题
1977年，我国副食品在吃的比重占49%，到1983年这一数字已升为72%；居民人均餐饮消费支出1978年还不到6元钱，到2005年已经增至680元，增长了118倍。老百姓急速增长的物质需求，刺激厂家与商家想方设法增产增销，难免导致质量的“以次充好”。
但有些东西的量，不可能迅猛增长。比如牛奶，数据显示，1995年前国家有关部门“大胆”提出2005年全国人均奶类占有量要达到10公斤，但事实是，2005年人均牛奶消费量达到25.54公斤。10年国内牛奶需求量增加了2.5倍，而奶源猛增也跟不上这样的需求，除了进口，还能怎么办？兑水，加料，一公斤的牛奶，能“变成”三公斤。放弃市场的诱惑也要保证质量？在靠自律为主缺乏监督的机制下，这样的商家太罕见了。
有人总结得好：如果说，当年的食品安全问题多数是“无心之失”，现在则不少是有意为之。无心之失，尚可亡羊补牢，有意为之，则更多需要监管前移，防患未然。从前没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如今却频频露脸，食品安全事件也屡屡触发官员“下课”，可见政府在食品监管方面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政府用心良苦，以期还宁于民，不过，要重建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恐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