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已经进入破产程序。这一消息在12月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由石家庄市政府予以确认。老实说，这已经是没有悬念的结局。原因不仅如发言人所说，三鹿集团净资产为-11.03亿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而且，价值近150亿的三鹿品牌早已灰飞烟灭，从道义上说，给中国人带来锥心之痛的三鹿只能以“死”而谢天下。但是，没有悬念的三鹿破产眼下已经深陷利益纠葛之中，现有财产的分配方案将是三鹿留给世界的最后悬念。
就在石家庄宣布三鹿破产的几个小时后，来自24个省市的87名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委托他们的援助律师，发表了对三鹿破产的紧急声明。受害者的焦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三鹿以债权债务整体打包的方式被收购，那么他们还能够找到要求赔偿的“下家”.而一旦三鹿因破产而消失，他们尚未被全部支付的赔偿将向何人去主张？这正是他们反对三鹿破产而主张它被收购的理由，作为受伤最为痛彻的一群，他们的要求并无额外之处。
然而正如他们自己的预料一样，三鹿的破产将不可避免。一旦三鹿破产，受害者从三鹿得到赔偿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媒体刊载的律师分析认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损害赔偿将被列为“公益债务”而获得优先赔付。很遗憾地说，这是一种对法律的误读。破产法所规定的优先赔偿的公益债务，必须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奶粉受害者显然不属于此例，而只能被列为受偿排序靠后的一般债务人。这样一来，受害者从三鹿现有财产中获得足够赔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这样一种法律困境也催生了政府方面的积极行动。12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就赔偿方案进行论证。涉及金额可能在40亿元左右，其中26亿元检查费用由政府负担，其余的资金则由22家问题奶粉企业分担。石家庄市政府发言人同样证实，12月19日三鹿集团曾借款9.02亿元付给全国奶协，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综合上述信息来看，对受害者的赔偿事宜应该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设计。问题在于，这样的信息理应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受害者，以免他们在漫长的等待之后，还要经受各种不利消息的煎熬。
实际上，这样的透明信息应该让三鹿事件的所有利益攸关者所分享，包括近日云集石家庄的那些经销商。他们所要求偿付的并不是一般往来货款，而是召回三鹿奶粉所垫付的总值约7个亿的款项。应当说，这种垫付是在替三鹿履行责任，那么三鹿也就有义务不在召回问题上赖账。最终他们获得了以政府信誉“背书”的还款承诺，但这样的承诺却又引发了跷跷板式的利益不均衡。三鹿职工声称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按照破产法律的规定，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等应当优先清偿，而对经销商债务的完全承诺很可能挤占他们的合法权益。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这种摇摆局面的加剧，会有更多利益相关者加入到争议行列之中。是谨遵法律的规定，还是特殊问题特殊解决，当地政府显然在勉力权衡于其间。或许，依法办事的规则在处置三鹿事件之初就应当确定。那么，将三鹿的资产全力用于产品的召回和受害者的赔偿，新的债务纠纷或许不至于产生。当然，法律亦须在教训中得以完善，比如破产财产是否应当将受害者的利益列在受偿的最前列？三鹿即将在耻辱与负罪中“死去”,但我们的社会应该由此得到一个演进和提升。（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