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乳业制品工业协会委托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向公众发短信,祈求原谅。短信全文为,“新年之际,三鹿等22家奶制品责任企业向您表示:对问题奶粉给孩子和社会造成伤害,我们深表痛心,真诚道歉,祈求原谅。决心以此为戒,杜绝不合格产品,诚恳接受社会监督。我们正对患病孩子赔偿,建立医疗赔偿基金,用于愈后可能的后遗疾病治疗。祈愿您新的一年合家幸福,万事如意。”(今日本报A11版)
说句实话,在最初看到这条短信时,我的感受与网络上的留言很相似,没有感受到多少诚意。在问题奶粉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眼前时,诚信与承诺已经变得不再真实,谁在受了问题奶粉之害后,还能保持原有的信任和单纯呢?或许,这不是道歉短信的错,但人们的心理已经产生了排斥。
可是,当我平静下来,去思考我们到底是否还需要承诺时,对道歉短信却又有了不一样的解读。我们会把问题奶粉的出现归结为个别企业的恶劣行径,归结为质检制度的不完善,但是我们忘了,制度即使再完善也是需要负责去执行的。若没有责任感,则再完善的质检制度也不可能保证问题奶粉不会出现。因此,我们在呼吁质检制度完善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重建责任的必要。就像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责任是基础秩序的一部分,若没有责任的支撑,现有的制度只是糊弄人的道具而已。
因此,我们需不需要道歉呢?我们需不需要承诺呢?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我们是需要的,因为市场经济离不开信任,离不开承诺。尽管,我们会关注制度的完善,以制度去约束人,但是除了制度之外,还应该看到承诺与责任在发展中的作用。或者说,两者的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负责任的厂家和协会,我们需要他们提供负责任的生产,需要他们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如此,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
所以,当我再去回味道歉短信时,可以感受到其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我尽管不是问题奶粉的直接受害者,可是我是问题奶粉的见证者,我接受道歉并不是因为直接受害,而是因为可以见证道歉者的诚意与表现;虽然在问题奶粉之后,信任已经成为敏感词汇,但问题不在于信任本身,而在于那些不诚信的人败坏了信任。难道我们因为有些人缺少了责任,就对责任永不信任?如此的代价恐怕不是保护了自己,而是让自己生活于一种混沌与不确定之中。
一条道歉短信当然不能解决问题奶粉遗留的问题。但是,我们不需要对道歉短信敏感,我们需要看到道歉,看到道歉中的内疚,因为我们需要看到承诺与责任。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对道歉短信要求过高,道歉只是一个起点,承诺只是一个形式,重拾责任才是承诺的核心所在,道歉不能代替随后的责任作为,道歉不是一次完成式的公关。所以,当收到道歉短信时,我们可以暂且接受这种道歉,并关注事件的发展,让我们见证当事人到底如何作为,到底能否践行其许下的承诺。 (江苏 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