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甲型H1N1流感疫情形势呈现三个新变化：疫情从沿海向全国、从城市向农村扩散，由输入为主变为本土为主，由散发病例向聚集疫情发展，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本文拟对此及重大传染性疫病的应对做一探索。
一、重大传染性疫情回顾和甲型H1N1流感的基本情况
纵观世界历史，人类经历了很多次疫情。表1列举了主要的12种疫情，数据显示，历史上发现的动物与人之间的主要传播疾病死亡率接近65%；从疾病发现时间看，最早的鼠疫距今约1400年，大多数传染病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现的；从疾病发生频率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染疫情共爆发了9次；从传播的动物看，除老鼠外，大都是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兽类和禽类动物。历史上，给人类带来最大浩劫的传染病是1918年爆发于西班牙的大流感，造成了2000万—4000万人死亡，史称“1918年流感”或者“西班牙流感”。2003年爆发的“非典”已造成全世界约8000人感染，近800人死亡，死亡率10%；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非典”给东亚和东南亚造成了约180亿美元的损失。
总的来讲，新近发生的主要疫情呈现出破坏性强、频率高、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影响大等特点。
H1N1等亚型病毒已有近百年历史，早在1918年美国就有这种病毒的记录。此次甲型H1N1流感疫情发端于墨西哥和美国，目前几乎已蔓延至全球。世界卫生组织6月11日宣布把甲型H1N1流感警戒级别升至最高级别６级，这意味着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已经发展为全球性“流感大流行”。截至9月11日，世卫组织指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已造成全球至少3205人死亡，仍然是最流行的流感病毒。不过仍无迹象显示甲型流感病毒因发生变异导致毒性增强或致死率增高，尽管目前全球已发现了21例体内甲型流感病毒具有抗药性的零星病例。
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全球范围内爆发一次大型流感疫情，全世界将面临高达3万亿美元的经济重创，全球GDP总和将会收缩近5％，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绝不亚于当前的全球海啸。
二、重大传染性疫病对中国的影响
重大传染性疫病关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直接波及经济、社会生活。在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行尚未完全化解之际，可能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无疑会给中国经济又加上一层负面影响。
（一）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受金融危机冲击，各国为寻求自保，纷纷重拾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这些国家将通过政府采购、限制进口、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为主的手段实施非关税贸易壁垒，甚至有些国家启动关税壁垒政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甲型H1N1流感引发的新一轮贸易保护战可能又将重燃。以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等为代表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可能会在新一轮贸易战中“大行其道”。
现在出现的新一轮贸易保护战，影响到了世界和中国生猪、猪肉消费总量，全球的猪肉消费总量会下降。猪和猪肉产品需求动力不足，直接波及中国生猪和冷冻猪肉等产品出口，中国猪肉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订单将减少，出口受阻，出口企业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基础上可能会雪上加霜。
（二）引起家禽生产波动
由于可能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扩散，消费者会调整膳食结构，减少与猪肉相关食物的消费。为保持膳食结构平衡，消费者可能会在中国市场上寻找替代品，比如牛肉等动物产品。消费需求下降，市场上猪产品供给超过需求，将导致猪产品均衡价格下降。受小农经济影响，中国生猪大都以家庭散养的方式进行饲养，单个农户养殖条件差，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出现外来的大流感冲击，而政府没有统一组织防病、抗病，甲型H1N1流感可能直接影响猪肉生产。虽然有前几年的财政补贴支持，但由于比较利益下降、生产风险增大，猪肉生产可能出现下滑，市场出现不稳定。如果监察到甲型H1N1流感发病区，政府将可能参照“禽流感”做法，封锁疫区，大规模捕杀疫区生猪，焚烧猪肉产品，封闭猪产品交易市场，这些都将带来生产波动和经济损失。
（三）对相关产业造成负面影响
2005年的禽流感，曾一度对鸡肉产业和餐饮行业造成了负面影响。对甲型H1N1流感而言，首先会对与猪肉制品相关的肉产品生产以及餐饮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对猪饲料行业也有负面影响。由于养猪数量减少，养殖户和养殖企业会相应减少饲料购买量，饲料供应链上本已过剩的饲料将会囤积。饲料大都有一定的储存周期，超过一定的储备时间，这些饲料将变成废料。这样，饲料生产、销售、物流企业会蒙受经济损失。再者，一旦中国有疫情报道，无论是外国游客，还是中国游客都会减少中国的旅游计划和出行。记忆犹新的“禽流感”和“非典”直接导致游客数量减少，旅游市场遭受直接冲击，旅游收入锐减。“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大多数旅游产品而言，旅游消费的收入价格弹性较大。此外，航空业等物流产业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四）加重财政负担
以养猪业为例，为促进养猪业健康发展，稳定猪肉价格，财政部于2007年印发《能繁母猪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生猪良种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设立专项补贴资金，共同支持生猪产业发展。由于政策惯性，与猪生产直接相关的财政补贴政策还将延续。从公共卫生的公共产品属性看，公共财政在公共卫生的服务方面责无旁贷。因此，在甲型H1N1流感出现新疫情时，中国政府将加大疫情监察、检查和治理的财政支出。
（五）改变生活习惯和消费行为
每当重大传染性疫病来临时，人类总是在思考改变食珍稀动物的做法，反思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改变暴殄天物、涸泽而渔的消费行为，以健康的消费方式平衡膳食结构。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人们曾一度将疫情与果子狸等动物联系在一起。
三、应对重大传染性疫病的对策
应对重大传染性疫病应该实现宏观调控政策与政策目标相互配合，避免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冲突。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前提，多个政策目标必须要有至少相同数量的政策工具。同时，各种内外政策工具随机配合是达到政策效果的重要保障。
（一）严密监控疫情动态，严格执行《防疫法》等法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防止疫情在更大范围扩散，制定疫情应急方案成为现实选择。一是加强国际沟通与合作；二是应重点致力于处理本国事务，不得出现谎报、瞒报、漏报、迟报等不利于疫情处理的“不作为”行为；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政策框架下，严把国门关。
（二）加强宣传，消除恐惧心理
4月底甲型H1N1流感疫情刚在中国出现时，一部分人群中曾出现“谈猪色变”的恐惧心理。虽然猪体内已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动物为传染源。目前关于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信息仍需做系统、深入研究，对疫情的诊断有待进一步完善。截至目前，报告的患者多数为青壮年，未来更应该关注老人和儿童等抵抗能力差的人群。但是，只要保持环境和个人卫生，尽量少到公共场合，不会影响人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正确宣传和引导作用，鼓励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共危机。在危机面前，临危不乱是应对的最佳良药。
（三）多级联动，共同应对危机
公共管理集体行动困境的集中表现是非合作博弈下公共服务的供给短缺和供给无效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为克服多级政府“多龙治水”的无效率，最优路径选择是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另一方面，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激发群众智慧。中国成功应对“禽流感”的经验表明，在各级政府的科学组织领导下，群众的密切配合是打赢不期而遇的公共危机战争的重要法宝。
（四）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构建和启动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机制。第一，继续采集国内外已经发生、有可能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信息并公之于众。第二，督促科研和疾病系统主要负责研究、试验和推广最新的疫苗，动态监测疫苗接种效果。第三，成立临时协调指挥机构，主要负责全面协调、统一指挥，确保整个应急指挥系统高效、有序运行，尤其要共享对抗疾病的研究信息，确保研究机构能取长补短，加快研究进程，做好应急物质和设备的准备工作。
四、进一步的思考：改变落后生产、生活方式，做到人与动物和谐共处
研究表明，很多重大传染疾病，都与动物源病毒有直接关联。因此，从家禽源头寻找治理对策是治本之策，应该做到：一是改变落后的饲养方式。目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家禽饲养单元，以庭养和其他传统方式散养为主，分布过于分散，监督管理成本无限大，疫情难以控制。改变补偿费用低、“一刀切”捕杀方式，构建利益协调的疫情成本分摊机制，激励家禽生产单位改变生产方式，构建强大的农村疾病防疫体系。二是改变不合理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行为。三是珍爱动物，和谐共处。四是着力研究各种动物与人之间的疾病史，探索动物传染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形成机理，分析阻隔动物病毒传染人类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