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等多个省市相继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中华全国总工会称，今年将有27个省市计划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和逐渐调高的最低工资几乎同步的情况是，沿海地区的“用工荒”愈演愈烈。
这一波全国范围内“涨薪潮”的涌起，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产业工人的低工资时代是否将告终结？另一方面，中国如何在当下的经济转型中应对就业问题？
对于以上问题，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在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劳动力依然供过于求，低工资时代远未结束；在提高就业总量的同时，更应关注就业质量的提升。
中国劳动力仍然供过于求
《21世纪》：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是否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有所改变？从要素市场角度分析，沿海“用工荒”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曾湘泉：我不认为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提高、而农业本身能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少，中国农村现在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仍然是供过于求。
沿海地方出现“用工荒”,与劳动力空间转移趋势的变化有关。此前，农民工转移以跨区域远距离转移为主，这与率先开放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工业的政策有关，但至今这种转移模式尚未解决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与低工资水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市场化向中西部地区的推进，内地的用工需求逐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在过去的输出地家门口实现就地就业，这使沿海出现了结构性的“用工荒”现象。
《21世纪》：最近出现的还有各地涌起的“涨薪潮”,这是否意味着低工资时代的结束？
曾湘泉：中国的低工资时代已经面临调整，但还远没到结束的那天。以农民工的工资为例，目前大概是月收入千元左右，在这个基础上要涨到能在城市过上体面的市民生活的水平，恐怕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从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是从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来看，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国际上相比是很低的。国外最低工资一般占平均工资的40%-50%,中国远没有达到这个比例。
现在各地都在往上调最低工资，但是这个往上调是有限的。首先，最低工资本身从来就不能反映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的要求；其次，并不是所有单位都会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实行，很多企业是靠增加加班时间来抵消最低工资上调的成本，而地方政府则可能会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反而希望压低工人工资以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
更应关注就业质量提升
《21世纪》：在新的劳动力转移趋势之下，应该重点关注就业问题的哪个方面？
曾湘泉：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为这些劳动力创造更加稳定的就业，提高他们的收入。虽然目前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就业，但就业质量很低，也就是说工资很低、就业不稳定。经调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非正规就业（即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就业行为）的情况很多。
因此，现在不应仅关注于总体就业岗位数量的创造，而是要在提高就业总量的同时，重点关注就业质量的提升。
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其实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息息相关。在“十二五”规划当中，需要重点考虑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模式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21世纪》：目前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产业和劳动力向内地转移。对于沿海地区而言，怎样在做好经济转型的同时提升就业质量？
曾湘泉：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淘汰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在既有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来提升质量和品牌影响力、提高生产经营效益。
要完成这种经济结构调整，就要注重新型产业工人的培育。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邻国日本的经验：在日本，初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学生，都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以获得专业技术和实际工作能力上的提升。
相对而言，我们现在对农民工或新入职技工的培训时间很短，十几天、一两个月就结束，培训效果不好。如果国家提供一定的扶助政策，让初中或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学生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经过四年或一年的职业技术学习，将能大大提高我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素质，使其成为产业发展转型的坚实后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