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卫生部15日通报圣元奶粉检测结果，未检出己烯雌酚和醋酸甲孕酮等禁用的外源性性激素，内源性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检出值符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含量范围。纵观这起疑为食用圣元奶粉而引起女婴早熟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的起始与善后过程，我们可以从中至少读出两点正面意义。
卫生部15日通报圣元奶粉检测结果，未检出己烯雌酚和醋酸甲孕酮等禁用的外源性性激素，内源性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检出值符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含量范围。湖北省对3例疑因食用圣元乳粉致性早熟的病例再次会诊和回访，并检测激素水平、骨龄等项目，未发现患儿生长发育明显加速，仅能判断为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为临床常见病例。
纵观这起疑为食用圣元奶粉而引起女婴早熟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的起始与善后过程，我们可以从中至少读出两点正面意义。其一，显现了大众舆论监督的进步和力量。或许正是这种舆论力量的强力推动，才促使公共监管机构反应快捷。其二，商人的“耻感文化”在商业市场的土壤中开始萌芽。我们从圣元对最初媒体的直接点名怀疑而“怒从胆边生”,直接高喊“要告媒体”来看，虽然这是一种情绪化表达，实则是商人的“耻感”重生。
之所以将这次媒体的监督看作是一种社会进步，根本原因是这次媒体不再坐等事件水落石出，而是直接手持一柄透亮的利刃，动态直击涉嫌问题食品的“脑门”.奶粉事件尚在被疑之初，众媒体似乎已失去过去对类似食品安全问题的耐心，甚至连几天的等待期都难熬，怕失去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最佳期，尽管报道中存在“细节失真”,他们也不约而同地高调起来，甚至在相关主管部门来不及“设限”的语境之下，将圣元直接托到公众民意的“烤点”上，接受公众监督。
显然这与之前类似阜阳毒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所配享的“媒体待遇”不同。当时，大多数媒体还是秉承低调求稳、相信权威等出发点，对毒奶粉的品牌冠之于“某品牌”示人。
媒体这种抢先一步的直名报道，这种舆论高调行为，对我们社会是弥足珍贵的，方向是进步的。特别是在我们当前食品安全管理的公信力已明显堕降的现实境况下，这种高调利大于弊。
另外，说到商人的“耻感”,不得不提及日本的一名大米商人。日本大阪的稻米加工企业三笠食品倒卖受污染大米，三笠食品的代理商、奈良广陵町米谷公司社长于2009年9月16日上吊身亡。其实，这名社长还有冤死之嫌，因为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称，尚未收到该问题大米损害人体健康的报告。在这种背景下食品代理商却以死谢罪，可见日商心中对问题食品的耻感有多么强烈。圣元这次的紧张与较真，当然与自身生存有关，但从中也可看到中国商人的危机感与责任感的回归，特别一提的是，对民众的愧疚感实际上已在他们心中驻留。无疑，这对当前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鲁逸川（成都 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