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质检总局于清明小长假前一天（4月2日）悄悄地向社会通报，全国1176家乳制品企业中，只有643家通过了近期进行的生产许可重新审核。也就是说，有近半数乳品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未能通过审核。实际上，在重新审核的结果出来之前，已经有媒体预计，至少有20%的乳制品企业在审核之后将被吊销生产执照。
看来，在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近两年间，即便受到了这么强烈的全社会关注，中国乳品安全也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提高。尤其让人感到愤慨的是：出品"三聚氰胺奶粉"和"瘦肉精冷鲜肉"的，并不是那些无名无姓的地下黑作坊，而分别是中国最大的奶粉和肉类加工企业，后者还是一家备受推崇的上市公司！
我近来一直在思忖这样一个问题：按理说，中国那么多人口，拥有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注定能孕育出一个又一个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和行业来。没有什么比市场需求更有力和有效地推动创新和进步了，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亦为古往今来无数事实所验证。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条规律似乎一点也不管用。数以亿计嗷嗷待哺的婴幼儿对高蛋白质含量奶粉的需求，造就的不是"荷兰良种乳牛"那样的优质品牌，而是三聚氰胺；汉族人对于瘦猪肉的偏好，导致的不是某种以中国人名（或地名）命名的优质良种瘦肉型猪，而是瘦肉精（学名"盐酸克伦特罗"）。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后者比前者省力而且容易来钱得多。试想一下，通过高科技的种群改良技术，经过无数次的杂交、嫁接，将普通的乳牛和苹果培育成"荷兰乳牛"和"红富士",需要投入多大的研发成本？经历多长的时间周期？又要承担多大的失败风险？……而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一大麻袋，往奶粉里一掺或往饲料里一倒……省时、省力、省钱，暴利随即滚滚而来。这两者如何能相提并论呢？
眼下许多人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归咎于政府的监管不力，要求政府提高食品的准入门槛，这无疑是对的。《新世纪》周刊一篇报道就通过许多翔实的事实给读者揭露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尽管法律早已明令禁止，但"瘦肉精"仍无处不在，使用"瘦肉精"的企业也绝不仅止于双汇集团，亦不止于河南，其产销链遍布全国。而且，从养殖场的检测、屠宰点的检疫到运输过程的检查、销售时的卫生许可……层层关卡几乎形同虚设。在财新传媒记者采访到的河南有些地方，只要在每头猪身上平均打点掉三五块钱，所有的安全合格证明都能搞掂。
然而，我认为，即便给各级政府监管部门配备再多的人力物力，要指望这些尽心尽责的公仆们为全国消费者万无一失地把住食品安全的每道关，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事情之一。如果企业没有强烈和紧迫的自我监督的动力，那么中国的食品安全（乃至其他绝大多数产品质量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的。一般来说，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尤其是像食品企业这样的事关国民身体健康的企业，一旦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它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为自己辩解或今后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倒不是说政府会用行政命令来强行关闭它们，政府的确会课以重罚，但那对企业来说通常并不足以致命；关键是各种消费者权益组织的无穷无尽公益索赔，尤其是媒体曝光等，使企业今后不可能再有任何市场生存空间。因为企业根本犯不起错误，于是就不仅不敢有意识坑蒙拐骗，还必须克勤克俭地时刻进行着自我检查。
而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的所谓监管，往往恰好相反，正如《新世纪》周刊援引中国政法大学学者王涌提所指出的，"在每次公共安全的危机之中，每每看到的就是拙劣的作秀、严厉的信息控制和舍车保帅的问责惩处。表面文章做足，制度内在的毒瘤依然顽固，然后悲剧不断重演--- 这就是中国式监管模式的宿命。"他认为，食品安全监管本身必须设有最终的问责机制。
我的期望值则更加低，政府监管部门其实并不需要做得更多或更好，只要媒体和社会能够自发组织进行不遗余力的"监督",中国食品安全顽症就算不能迎刃而解，至少也能痊愈一大半。当然，做到这个其实是最不容易的，想象一下，像三鹿和双汇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层级的政府部门竭尽全力地保全它们？请不要误解，我在这里并不是指几个贪腐官员。实际上，在现有的体制下，三鹿和双汇正是地方政绩的重要源泉，我们怎么能指望它们轻易垮掉了呢？但它们若是总能幸免于难，那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又怎么能绝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