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食品安全事件，我个人觉得非常震撼，为何我们的企业在三鹿警钟犹然在耳之时如此迅速地重蹈覆辙？
这与我们目前监管制度存在的诸多漏洞不无关联，我们应当对此给予足够关注。就监督而言，从国外经验来看，他们的监管机制非常严格，以美国公司法为例，他们从事前的资格认证，到最后的信息纰漏都有精确标准，且是按照目标、按照规格来分别监管，以提高效率、节约资源。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美国公司法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制度设计：美国公司法默认状态是董事可以合理地信赖别人，不必要对日常的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可以合理地相信公司是一个运作正常的信息收集系统。
然而，如果董事被告知雇员的不当行为，则有义务利用权威去停止，这一告知不需要是实际发生的，只要是推断性的举报就可以；构成推断性的通知，其标准是足以引起董事的怀疑的危险信号；如果不存在危险信号，董事会并没有义务实际去监视非法行为。董事有权去信任下属的诚实和正直，直到某些引起怀疑的错误事情发生，这被称之为"红色警报"标准。但仅有红色警报标准是不够的，这会产生一个消极的激励，不去努力发现危险信号。因此对系统维护者而言，还负有一个职责就是"警察巡视",必须投入一定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巡查监督。
这就在两个方面上界定了督导系统的责任，正向的义务在于要时时去检查系统，负向的义务则是在发生警报之后对系统中的问题进行检查。在警察巡视上做得还不够好，是否要巡视还取决于是否维持这个系统，要维护并不代表没有警察巡视的义务。因此，从监管者担负责任的分配、到监督执行的警察巡视，再到红色警报和经济措施，构成了法律上完整的责任追究机制。
若把政府拟为董事，企业化为雇员，则我们或可借鉴其监管经验。至于监管标准和政策的制定比较麻烦，本案可能涉及不到。谈到监管环节的责任分配问题，目前来看并不乐观。关于领导责任的构成和认定标准，相关规定非常简略，在国务院的规定中，只有"负有领导责任"的表述。规则中最全面和详尽的，主要是党内的纪律规定，比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责任有直接、主要和重要的划分。但总体来看，现行的党纪国法中虽然确定了领导责任，也被大规模地运用，但究竟如何判断这一责任，仍然是非常模糊的。就瘦肉精事件而言，违反的是两条义务，其中之一是警察巡视；但又有系统的存在，这个恰恰是领导应该负责的。所以对双汇而言，下属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其维持系统的义务被吸收。
至于规制手段的实现问题，国外的经验是在要求揭示内部信息外，鼓励告密者以及更多的新闻监督。现实中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监管机关被大企业勾结，这是体制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引入管辖权竞争，即监管机关独立交叉存在，不一定要向本级政府负责，这样会大大加大企业的贿赂成本，从而有效减少寻租弊端。事实上，这件事对于中国食品行业乃至整体经济而言或许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们之前温州鞋业从低端制造的代名词到名牌身价的象征，也是经历了一番痛苦涅槃，最重要的是企业要吸取教训，敢于担当。（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