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卫国
婴幼儿奶粉领域，跨国品牌的市场份额随着价格一起在上涨。在过去的12个月中，几乎是每两个月左右，这些品牌的婴幼儿奶粉就会出现一波比较显著的涨价。但是，涨价并不妨碍他们市场份额的提升，这些奶粉甚至在某些区域出现短暂的供求失衡。在今年春节前后，内地对这些奶粉的需求，甚至造成了香港的奶荒，一时奶粉一罐难求。
现在，作为这种供求关系的某种体现，又一波涨价潮来临，跨国品牌的毛利进一步上升。内地的厂商也在试图利用这种现象。他们将国外奶粉重新包装，然后在国内以外资形象推广，成为这个行业的一种商业模式。
可以说，婴幼儿奶粉正出现一个超额利润区间，即使是同样的奶粉，产自国外的产品能够卖出更好的价格。我们姑且将这种现象，叫做奶粉的“洋溢价”。“洋溢价”的形成，固然与本土主流品牌的丑闻相关。2008年的乳业三聚氰胺事件成为一个拐点，本土品牌已经没有办法得到公众的多数信任。
任何品牌都难以避免丑闻，但一个行业在丑闻发生了三年之后，仍然无法获得谅解，那就值得深思了。
从本质上说，跨国品牌并没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在诸种价值的排序中，将股东的需求置于公众健康的考虑之上，乃是普遍现象。
譬如，母乳是孩子最好的食物，但很多准妈妈、新妈妈和她们的家人往往就会遭遇配方奶粉厂家的强力推销。你甚至会疑惑，是不是他们的奶粉比母乳的营养还要好。包括跨国品牌厂家在内，这些推销甚至会违规发生在医院里面。
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说明，所有的公司，都是将利润置于婴儿健康的考虑之上的。不过，国内的公司更甚，将廉价的有毒奶粉添加进入配方食品，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普遍发生。
既然都只是类似的道德水平，为何会遭遇不同的对待？如果要说他们之间的差别的话，那关键的只能是产地以及与产地相关的食品安全体系。
可以说，对本土奶粉的不信任，本质是对奶粉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不信任。一个产品能够出厂，就说明食品安全体系是认可其符合国家标准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奶粉，一定是合格奶粉，但一个被认证合格的奶粉是否安全？问题就出在这里：为数不少的人认为，国家认可的“合格”，并非一定“合格”抑或安全。“洋奶粉”溢价现象，本质是中国的妈妈们在用脚对中国的食品安全体系投反对票。
对于本土奶粉，中国妈妈们信心的丧失，并非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在我们看来，这与中国处理相关事件的手法密切相关。
重大安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主导的行业整顿行动往往会展开。此过程中，经常可以发现公众健康的考量并未被置于首要位置；有些时候，所谓的“就业、税收”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词；在处理结果上，可以看到部门利益扩张的浓重痕迹：安全事件每发生一次，政府对相关领域的干预就更深一步，但问题并未解决。
事实上，发生安全事件的企业，严重违背的是法律。一般而言，相关事件的核心就是利益受损的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官司。但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予以主导的却是行政体系。此过程中，可以说司法系统不作为或作为不充分，亦可以认为，行政过于强势：在乳业三聚氰胺事件上，我们看到了很多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方案的诉求被压制的案例。
违背法律，但行政化处理。行政主导的处理方式下，弱化了社会对法律的尊重。此过程中，各种利益相互穿连、缠绕，加重了法律追究与行政处理的不平衡，最终理想的解决方案难以获得。在奶粉安全问题上，这成为本土奶粉的社会信任瓦解的重要原因。而一旦社会信任瓦解，公众只能从外部获得解决方案：地球是平的，“洋溢价”由此不可避免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