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入平民餐桌的，地沟油只是不胜枚举的问题食材中的一种，米、面、蔬、果、肉、蛋、奶等日常食材，已经很难说哪样能够放心。特供食品当然也不止蔬菜，但凡“进口”无一不“特”；建特供基地的也绝不止北京海关，特供也非近年才有。但近一二十年间，问题食品跟特供食品成为相反相衬的一对，颇为刺眼。这无疑拨动了社会最敏感神经，讨论特供现象已不可避免。不久前傅蔚冈的《特供食品的罪与罚》（载《南方都市报》9月17日）一文，提出特供食品已经发展出新模式：由过去自建基地发展到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区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利用职权“垄断了那些本该在市场上流通的优质农副产品”。
生态环境好的浙江遂昌县山区农产品就属于被多个权力部门垄断之地。新华社记者调查时，遂昌县农业部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说：一些部门和有钱的大单位为保障食品安全，会派人到山清水秀少污染、欠发达地区实地考察，与当地农产品基地对接，要求直接为机关提供高标准的安全农产品。一些部门手中掌握各种名目的资金，资金给谁、给多给少，上级部门有决定权。如果看中某一农产品基地，部门可以通过当地基层政府或企业，让其以一些名目申报项目或申请补助等方式实现变相“补偿”，而部门得到的是低价优质农产品的长期供应。
资金项目决定权、变相“补偿”、“低价质优”、“长期供应”……几个关键词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权力部门在动用权力资源谋本部门之私。在这一点上，此前自建基地的老模式跟现在的新模式一个本质。
所以，要说特供食品的罪与罚，罪，多且重。以权谋私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大忌，即使传统政治下也不被允许。负有保障公众食品安全的政府搞特供，无论社会上揭露出多么严重、多么恶心的食品问题，不管毒米毒菜毒肉毒油怎么肆虐民间，享受特供而远离问题食品的人是不会有切肤之感的。最近论者提到的百年前西奥多·罗斯福看《屠宰场》一书所揭露问题时禁不住口中食物呕吐出来的那种反应，他们也是决不会有的。在对官员缺乏有效监管、问责有名无实、民众被排斥于官员升迁沉浮过程之外的现有体制下，吃特供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公众食品缺乏监管动力。结果是食品安全上的官民两重天。从这里，人们最为直观地看到公权变异，发现民众天价养了巨量机构和人员，却不仅要忍受其懈怠基本职责而导致的食品安全无保障，还要为这些机构的特权埋单。人们很清楚，无论建特供基地雇人种菜种粮食还是以“补贴”之类手法垄断优质食品，增加的成本一定不是绿色食品享受者自掏腰包，而肯定是增加纳税人供养权力机构的成本。在全社会苦于食品安全的情况下，权力部门利用公共资源让自己的食品安全了，既是在开辟、扩大特权，还在逃避监管责任之外制造社会不公。
至于罚，傅蔚冈先生说“特供食品和普通食品一起沦陷，这才是特供食品的最大危害”。但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供港、输日、输欧美食品以及供应频繁举办“盛会活动”的食品质量，都证明监管部门有能力做到食品安全。据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去年11月6日披露，中国食品出口合格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99.8%以上，远高于我国进口食品的合格率。两日后，有评论指出：我国内销食品的不合格率是出口食品的32倍！今年5月中旬支树平局长接受港媒采访时又宣布，去年供港76万批次食品，合格率达99.996%；今年第一季度供港的23万批次食品，合格率再升到99.999%.这个说法得到港方证实：内地供港食品多年来未发现质量安全问题，供港蔬菜已连续15年未发生“毒菜”事件。而香港市场90%的蔬菜和大部分肉类、禽蛋都由内地提供。据最新一期南方周末（9月22日）《“供港蔬菜”真相》一文：自2007年4月1日以来，供港蔬菜生产必须基地化，土壤、空气、水检测符合要求，给予备案号才能进行，不合要求不得供港。基地还要求建档案，生产记录保留两年供查；重重关卡保安全。这一整套体系可以追溯每批蔬菜每个环节。出现问题，可以无误地追究责任人。
供港，输日、输欧美食品和举办赛事、盛会的食品安全有保障，这透露了我国食品监管内外有别、内地与香港有别。权力部门自己的特供食品，精心程度决不会逊于供港、出口食品。现有权力状态下，他们有充分的动力和权力资源能确保自身食品安全。动力和权力资源用在别处，相应的就是公众食品安全监管上的懈怠、渎职，这就有了我国食品安全上令民众无比苦涩的现状。从这个视角看，说问题食品是特供食品的派生现象，也不为过。
食品安全，人人挂心，这上面有自利心，也是人的天性，权力部门的官员不例外。但要明确，第一，自利不得损人；第二，对权力部门来说，私人的自利行为不得通过滥用公共资源来实现，有法度的正常社会，必须通过制度安排杜绝这种情况，堵死二者之间通道。寻求特供，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权力无疆导致的非正常情况。
寻求特供这一非正常现象，惩罚终究会到，但不是吃特供者的特供变得不安全了，而是使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公信力再急速下滑！是促使民众发出根本性质疑：还能继续当这冤大头吗？！（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