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傅蔚冈专栏
又见特供食品。据新华网报道，一些权力部门在生态环境优越的浙江省遂昌县山区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一些部门通过基层政府或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农产品基地实现变相"补偿",从而得到低价优质农产品的长期供应。据悉，这些部门除了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厅外，还包括上海市黄浦区环保局等一些外地政府机关。
特供食品并不是第一次见诸媒体，但是此次媒体披露的情况还是让人不禁一叹。以往媒体披露的特供食品，往往是某个部门自己承包某块土地，交由相关人员打理，但这次浙江遂昌的特供，却是某些权力部门依据手中的职权，垄断了那些本该在市场上流通的优质农副产品。由于当地绝大多数食品都流向了权力部门，以至于在市场上供应的数量受到很大限制，正如报道里所说的，"虽然村里在县城最大的中心菜场设了一处专卖摊位，每天却只能供应一头猪，不仅售价高，市民想买还得赶早集，否则很难买到。"
为何需要特供食品？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农副产品的品质实在让人难以放心。经历了毒豇豆、瘦肉精和地沟油等食品危机事件的我们，对于食品安全的追求可能是世界上最饥渴的，但是由于低收入和高物价等原因，食品安全问题又不能够完全杜绝，问题食品在市场上是层出不穷，基于这些原因，特供就成为不少有条件的机构的选择。
其实，特供在中国古已有之，如皇帝享用的"贡品"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特供食品。不过，封建时代之所以有特供，并不是因为其他产品品质不堪，而是各地官员为了向皇帝邀宠而献上各地特产。一般而言，"贡品"并不会侵蚀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它只不过是满足那个在皇宫之内不得外出的可怜人的饮食欲望而已。
古代也不会出现现阶段如此大规模的特供食品，这也不是因为那时的食品品质好，而是由当时的交易性质决定的。那时的农副产品往往是自产自销；即便采购自市场，这些食品往往也是熟人社会小范围内之间的交易。原因很简单，因为物流和储存技术等方面的限制，蔬菜和食品等易变质商品无法在大面积范围内交易，而只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也正是因为流通的范围非常小，那些提供者不敢在食品上做手脚，否则，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生存下去。
随着食品保鲜技术和现代物流业的发达，农副产品再也不是"产地销",其销售半径大幅度增加。由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大幅减少，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由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那些在熟人社会中屡试不爽的经验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而现代食品的优劣，也已经不是通过肉眼就能够辨别出来，那些被农药喷洒过的蔬菜有没有毒性？一般的消费者都没有这样的判断能力。同时，由于目前农产品生产尚未规模化，各种各样的分散化经营也增加了监管成本，因此，食品安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寻求"特供"成为不少权力部门的自然选择。由于这些部门拥有特殊的权力---比如在地方政府申请项目时拥有决定权，因而能够以这个权力作为获取"特供"的对价。就像报道中遂昌县某个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所说的，"如果看中某一农产品基地，部门可以通过当地基层政府或企业，让其以一些名目申报项目或申请补助等方式实现变相'补偿',而部门得到的是低价优质农产品的长期供应。"
但是，我对这种"特供食品"的安全性却保持怀疑。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是，既然生产者能够在市场上以次充好，向市场提供成本更为低廉而品质不堪的农产品，为何那些特供基地就要保证产品品质？当然，有人会认为由于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督，这些特供食品应该不会出问题。但现实是，如果特供大面积存在，就意味着监督特供食品的成本非常高昂，如果这个监督有效的话，那就意味着国有企业也是非常有效率的--- 在某种程度上，国有企业的逻辑和特供食品并没有两样。
因此，在我看来，特供食品既无法彻底解决那些权力部门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损害了普通民众对公权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信心：如果食品没有问题，政府部门为何需要特供？长此以往，官员与民众会因为特供食品而被隔离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官员会陶醉在特供的童话世界中疏于监管，民众则更加不信任市场上的产品。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特供食品和普通食品一起沦陷，这才是特供食品的最大危害。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