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启动的农超对接，在平抑物价、稳定农产品市场、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政协委员表示，农超对接最重要的意义是实现订单农业，从而克服农民生产盲目性这一顽疾。然而，囿于产销地分散、商业成本较高等因素，农超对接成为长效主流机制还需很长时间。
自商务部、农业部2008年启动“农超对接”试点以来，这一“田间直供市场”的新型流通方式发挥了巨大作用，鲜活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降低。
但由于这一政策在物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产生，“临时性解决路径”成为业内对其认知的标签。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与会政协委员对本报记者表示，囿于产销地分散、商业成本较高等因素，农超对接这一救急措施成为长效主流机制还需很长时间。
农超对接促订单农业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条为“农户——收购商（农产品经纪人）——一级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超市或农贸市场——消费者”，流通环节过多导致流通成本居高不下，并带来了鲜活农产品的质量无法保障等问题。
尽管不是最主要因素，但流通效率和其中的费用成本过高依然是推高价格的因素之一。为此，商务部、农业部于2008年启动“农超对接”试点，引导大型连锁超市直接与鲜活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接。去年2月，上述两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农超对接工作的指导意见，并于10月~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农超对接进万村”行动。“农超对接”开展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据专家调查，我国大中型超市生鲜农产品直供直销比重达30%，连锁超市通过“农超对接”流通成本平均降低15%左右。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对本报记者表示，与减少流通环节相比，农超对接最重要的意义是实现订单农业，这能够减少农民生产的盲目性。“中国之所以出现买难卖难，责任不在商业领域，而在于对农民生产的指导不够，农民基本上是根据上年的行情进行种植。”黄海说，超市对市场把握得比较准确，下单也都有计划性，从而可以增加农民的种植预见性。
超市对农产品安全的重视倒逼农民对农产品负责，农超对接也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食品安全的漏洞。黄海认为，目前对农产品进行层层检测“既不现实又不经济”，并不能对生产环节进行有效控制。“农超对接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超市可以直接派人去农地对农产品进行检测。”
成长效机制障碍多
黄海表示，农超对接只是一个方向，要在中国成为长效主流还需要长期努力。
中国超市商品种类很多，不可能所有商品都按照农超对接模式采购，因为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秘书长曹幸穗对本报记者表示，农超对接目前仅针对鲜活农产品，比如蔬菜、禽蛋等，而且成本非常高。“首先是运销成本，即所谓的‘运销半径’，也就是从产地到消费者餐桌的半径距离有多远。如果是300公里左右，农超对接是可以做成的。比如我们在广东东莞种了一些无公害的蔬菜，凌晨3点我们让工人到地里去采摘，按照香港市场的标准包装好，通关过香港之后到早晨8点半上货架，香港市民可以在9点钟买到新鲜的果蔬。东莞到香港的运销半径只有100公里~200公里，农超对接可以轻松实现。”
但实际情况是，运销半径的限制阻碍了农超远距离的对接。“如果你要广东和山东做农超对接，采摘完蔬菜就是用飞机花两小时运送过去都来不及，而且数量满足不了市民需求。”
曹幸穗认为，农超对接要取决于消费地和生产地的空间距离，而且要具备一定的物流条件。
黄海认为，中国农民的高度分散，专业合作社的刚刚起步也无法满足农超对接的巨大工程量，也满足不了超市的要求。他表示，某些超市生鲜农产品直供直销实际比重远达不到30%，只占大约10%左右。
除了物流条件，农超对接的实施还依赖良好的商业条件，而现实中对接的商业成本很高。原来，农场主的对接对象可能只是北京某家农贸市场，但现在面对的是几百家超市，事事需要担心：如果没有按时将蔬菜上架要受罚，或者因为交通拥堵耽误运输也要受罚，这样算下来经营成本并不低。
在张家口尚义县开设蔬菜种植基地的杨建齐就曾表示，京藏高速有时候堵车的时间长达数小时，一旦没能按时到达超市仓库，很可能会被罚钱。
农批对接可能更实际
黄海表示，目前农超对接只能是一个试点和方向，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应当通过批发市场解决城市吃菜问题。“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与市场进行对接，即农批对接，环节尽量少一点。”
曹幸穗认为，在物价波动比较大，不能协调生产者、运销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情况下，农超对接是一种缓解突发性矛盾的权宜之计，正常情况下还是要根据物流系统的基本原理，以最优的成本、最短的运输距离和最少的环节来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政府要考虑农、批、销产业链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比如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他说。
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此前公开表示，长效机制固然重要，但是不是一天两天就建立起来的，需要统筹、系统、综合来考虑。他表示，“商务部将会花比较大的精力来研究贯彻落实之前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意见》，如果把这个文件落实好，一些长远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好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