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锋
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面对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其深层次原因和结构性困境值得反思。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一种运作精巧、成本低廉、效果最佳的机制。但是，在理性经济人思维的支配下，市场主体容易做出违背国家法律、市场准则和行业制度的行为，出现"市场失灵"现象。面对食品安全事件，公众在谴责违法企业唯利是图、市场失灵之后，最大的呼声是希望政府加强监管，期待监管部门以更严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不难发现，很多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除了源自"市场失灵"外，也经常看到"政府失灵"的影子。这其中的根源是"政府公权力"和"市场私权力（利）"缺陷。在缺乏有效的绩效激励的情况下，某些政府部门在"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的双重支配下，可能会为了追逐地方、部门和个人利益出现权力异化和权力寻租，致使政府监管的价值违背初始目标，甚至出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合谋".而"市场私权力（利）"主体更具有逐利性，在食品这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更易发生"道德风险"和"投机行为".
因此，有必要将食品安全治理主体拓展到与食品相关的第三方主体，如食品企业协会、食品质量检测检验机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构等。第三方主体是独立于政府公权力与市场私权力（利）之外的权力主体，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和公益性，可以平衡协调食品安全治理中公权力、私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关系，促进食品安全治理中总体性权力的结构性均衡和功能性互补。
其一，构建食品安全治理第三方主体的保障机制。当前我国对社会权力主体的管理多采用的是双重管理（社会组织的设立需要到民政部门备案和挂靠到相应的管理机构上），亟需改革双重管理制度。只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关的社会权力主体到民政部门备案即可，不需要再挂靠到相应的管理机构上。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政府机构把社会组织看作是自己的下属单位，影响了社会权力主体的独立性、公信力，限制了社会权力主体的服务能力。因此，完善对社会组织的税负减免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符合资质的社会组织提供财政支持，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行政成本，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其二，健全食品安全治理第三方主体的评估机制。政府监管机构应将部分规制职能委托或转移给社会权力主体，让其与政府共同承担食品安全规制的责任，并逐步建立共同规制的制度化、规范化的机制。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食品风险评估等方面要吸收社会权力主体参与，为其参与公共政策的评估创造条件和环境，鼓励社会权力主体作出独立的政策建议和评估意见，切实发挥其专业性、民间性和组织性的优势。在美国和欧盟国家，大量社会权力主体参与食品安全政策评估、风险分析，既发挥了社会权力主体的民间性优势，也深化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
其三，强化食品安全治理第三方主体的协调机制。食品安全关系到中央、地方、监管机构、企业、消费者等多方的利益，在制定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时，需考虑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尽量促进各方利益的均衡，制定的政策应体现科学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