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3月1日起实施的香港《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任何人士除非获得出口许可证，否则不可从香港输出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奶粉。考虑到离境人士可能有自用需要，每名16岁或以上人士可携带净重不超过1.8公斤(约两罐)配方奶粉离境。违例者一经定罪，可处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此即最近被热议的香港奶粉“限带令”。
“限带令”一出，在内地产生的几乎是一边倒的指责甚至谩骂。事实上，此前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德国、美国等都出台过针对婴幼儿奶粉的限购令，但都没有引发如此大的争议。而在香港，婴幼儿奶粉确实在前一段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媒体上到处都是香港父母“扑奶粉”的新闻。在香港特区政府施政困难重重的当下，出台奶粉“限带令”主要是为了顺应民意。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就公开表示，这完全是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
但即便是在香港，“限带令”也同样遭到了质疑。有评论认为，香港是自由港，商人完全可以从全世界进口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奶粉，缺奶粉的现实非常不符合基本的商业规则，这里面恐怕有奸商囤积居奇、内外勾结等原因。更有人建议因应内地人对奶粉的巨大需求，把香港建设成国际奶粉中心。而更深层次的担忧是：自由港对香港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限带令”可能会影响香港的自由港形象。
自由港这一概念来自欧洲，当时欧洲一些国家为活跃对外贸易，先后把一些沿海港口开辟为自由港，作为经济特区，其中最早一个是1547年在意大利设置的里窝那自由港，它是目前通行的自由港的雏形。后来，汉堡、不来梅、鹿特丹等欧洲城市也先后成为自由港。目前世界上有600多个自由港。
1841年6月7 日，也就是在香港正式被割让的一年多前，英国宣布香港是远东第一个自由港，所有货物都可以自由进出，无需交纳进出口税。因为当时的香港很荒凉，交通不便，不免税，商人不肯来。第二年，首任港督璞鼎查又宣布了各国货币在港兑换办法,从而勾勒出香港作为自由港的雏形。为了使自由港贸易真正实施,港英政府还建立了永久性的水上警察，从事清除海盗的工作。19世纪6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完成了工业革命，中国以及周边国家被迫开放了更多的口岸，致使西方对亚洲的商品输出额迅猛增长。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和欧亚海底电线的铺设，也进一步加强了香港的航运地位。
已故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对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赞不绝口，他描述了1963年和当时的港英政府财政司郭伯伟的会面：郭甚至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担心这会给政府官员以增加干预的借口。郭伯伟的继任者夏鼎基提出了“积极不干预”，这一政策延续至今。
自由港按照优惠程度，可以分为完全自由港和有限自由港。前者对外国商品一律免征关税，这在当今世界上已为数不多；后者则对少数指定出口商品征收关税或实施不同程度的贸易限制，其它商品可享受免税待遇，世界绝大部分自由港均属此类，如直布罗陀、汉堡、香港、新加坡等。除了新加入的婴幼儿奶粉之外，香港还对烟、酒、甲醇、化妆品、碳氢油和若干不含酒精饮品6种货物征收消费税和进口关税，爆炸品、军火、大米三大类货品则实行许可证制度。新加坡也是如此，可以喷火的玩具枪、玩具钞票、玩具硬币和爆竹，是禁止进口的；有害化学品、胶卷、军火的进口需要许可证。
因此，自由港并非绝对的自由，每个自由港依据自身的情况，对个别有碍健康、社会治安、风俗礼仪的商品实行进出口限制和禁止，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并不会因此损害自身的自由港地位。
而同目前世界上其它自由港相比，香港具有自由和开放程度高、功能齐全等特点。国际上现有的自由港多为“自由港区”，即只将港口附近地区作为自由港，并设有一些限制。而香港的自由港范围覆盖整个香港，和新加坡一样，是全球少有的“自由港城”。
香港作为自由港的自由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在香港，除少数几种商品外，对一般进出口商品均不征收关税；转口商品一律免税；已纳税的进口商品在使用前失效的，可以退税。大多数货品无须报关，出入境也不必事先申请，只需在事后14天内向海关提交一份报关表即可；汇兑自由。香港不实行外汇管制，外汇、黄金等买卖、进出完全自由；资金来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任何获准开业的外国银行可以从事各种境内境外业务，除了1978年后在香港开业的外资银行只限开设一家分行外，在其它方面，外资银行的待遇与本地银行相同；企业经营自由。在企业经营方面，香港信奉“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原则，政府除对少数公用事业企业进行必要的监督外，其它企业的经营内容和发展方向，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企业的资金、资源以及劳动力的分配、商品的销售价格等，完全是在自由竞争的状况下通过市场供求及价格变动自发调节。
也因此，在世界银行对183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2012年香港排名第二位。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今年1月发布“2013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第19年成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经济体。
以此观之，香港的经济自由有目共睹，单单奶粉“限带令”本身，并不会危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它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一项临时措施，一旦供需平衡得以实现，“限带令”随时会被取消。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香港作为自由港已全无隐忧。而这种隐忧，不是来自外部的需求，而恰恰来自香港社会内部：弹丸之地产生了数十个世界级的富豪，人人都在为他们打工，“地产霸权”已经从地产渗透到电力、交通、供电、超市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压抑了竞争和创造力，造成社会怨声载道，而“不干预”和“自由竞争”则差不多成了纵容这一现象的遮羞布。这样一种深层次的不自由，才是对香港自由港声誉的最大威胁。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