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周东飞
近日，公安部官方微博披露了十大肉制品犯罪典型案件。其中，在福建某县，两名被当地镇政府雇请来负责无公害处理病死猪肉的工作人员，将捡来或以几毛钱一斤买来的病死猪，私自屠宰后，运往外地，最终流向了餐桌。短短三个月，两人竟卖出近40吨病死猪肉，案值达300余万元。
贩卖病死猪肉谋利，已经令人发指。更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他们是政府雇请的工作人员，职责是负责无公害化处理病死猪肉。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两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死猪就赚起了死猪钱。似乎应当首先谴责一下这两名雇员的不道德，被政府雇请参与公共治理是沉甸甸的责任。可这两位，实在是辜负地方政府的信任与重托，直接站到了民众食品安全的对立面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公安部对此案的侦办，司法机关将来对此案的追究和审理，都能用大快人心来形容一下子。
可是，估计人心很难大快起来。100多年前，有作家写了一部揭露美国食品安全恶劣状况的纪实作品，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吃着香肠，结果关于屠宰场的恶心描写让他把香肠连盘子一起扔出了窗外。这就是美国食品安全历史上的著名案例“掷出窗外”，其实我们也并不缺乏对于食品安全的类似体验。上述40吨病死猪肉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到了我们的碗里，这样的联想未免会让我们的胃翻江倒海。“掷出窗外”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系列食品安全法规，美国政府创建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我们在“掷出窗外”的类似体验之余，也同样期待食品安全有一个本质上的改观。
中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已有几年时间，两高还在新近出台了办理食品安全相关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在最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中，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的职责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归总，其目的在于解决此前被广泛诟病的“九龙治水”格局。乐观地讲，食品安全的“笼子”正在被牢固地构建起来，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从权力格局层面，都不难找到相关的例证。但是，要走到真正的食品安全状态，路还很长。法律的完备，执法的严格，都只是系统工程中间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食品安全需要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共治，所谓共治就需要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在内的方方面面共同参与，其中，政府的主导和参与并不仅仅是指一个或几个职能部门的执法行为。
政府在保证食品安全的问题上，不单单是执法，更有一个自我约束的问题。以新闻中公布的这起病死猪肉案为例，显然不单单是坏人利欲熏心那么简单。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殊，他们受政府雇佣，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代表政府从事病死猪肉的无公害化处理，他们的行为有着一定的公务性质，地方政府需要在法定的范围内为其负责。地方政府不能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逻辑为自己开脱，因为按照行政的一般原理，有授权必须有相应的监督。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打着地方政府的旗号处理病死猪肉，实际上却是在转手倒卖谋利。这样一个局面，甚至比政府撒手不管病死猪肉还要恶劣得多。
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其中一人从去年8、9月份就已经开始。到了今年1月，两个人甚至专门建立了冷冻库，开始大量收购病死猪，甩开膀子干一场。当地政府却像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一样，有效的监督管理又表现在哪里？现在这两人已经被刑拘，可是地方政府的放任纵容该不该担负相应的责任，目前不见任何说法。我们喜欢说犯罪分子钻了漏洞，可漏洞为何如此好钻，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