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事件年年有，但是今年似乎特别多，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06年发生的比较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
1、瘦肉精事件
9月份，上海发生疑似散发性“瘦肉精”中毒事故，300余人食物中毒入院。一名浙江人涉嫌向上海浦东上农批发市场经销了一整车的问题猪肉，共189头，这些猪肉分别销往上海多个区的60多家菜场。
点评：其实瘦肉精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其化学名称是盐酸克伦特罗，几年前就已经发现过很多人养猪都会在饲料中添加瘦肉精，以便得到更多的瘦肉，可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了几年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突然又爆发了呢？
2、福寿螺事件
北京的这个夏天因为福寿螺而火热。北京第一例食用福寿螺导致的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是在6月份确诊的，而后陆续有160多人去友谊医院就诊，症状类似，而且都有食用福寿螺的病史，“蜀国演义”酒楼因此而出名，因为大多数患者都是食用了该酒楼的福寿螺而后发病的。
根据北京市卫生监督所的相关调查，向“蜀国演义”供货的是一个长期与其合作的供应商，该供应商主要从岳各庄批发市场水产厅南一厅进货。岳各庄批发市场缺货时又从天民批发市场补货,据该市场商贩交代，这些福寿螺的产地是广西桂林。
点评：目前，这个案子已经宣判。但是一些患者却把北京市卫生局告上法庭，患者认为，由于被告的信息不公开，导致原告的病情迟迟不能获得确诊。诉讼请求包括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市卫生局不及时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的行为违法，以及由此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例因为食品安全事件起诉相关卫生监管部门的案例。
3、苏丹红事件
11月12日，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河北白洋淀国华禽蛋加工厂生产的一些“红心咸鸭蛋”中含有大量苏丹红Ⅳ号。苏丹红问题再度进入老百姓的视野。随后，全国数个省市都相继检出含有苏丹红的红心鸭蛋，于是红心鸭蛋红遍全国。主要原因是由于部分饲养者为了追求红心效果，而在饲料中添加了苏丹红Ⅳ号！
点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苏丹红Ⅳ号列为三类致癌物，其初级代谢产物邻氨基偶氮甲苯和邻甲基苯胺均列为二类致癌物，对人可能致癌。
4、大闸蟹致癌事件
台湾“卫生署”10月18日对外表示，来自大陆的一批629公斤大闸蟹被验出含致癌物质“硝基喃”代谢物残留，从即日起禁止旅客携带大陆大闸蟹“入境”。一场“大闸蟹风波”在两岸间“引爆”。
点评：虽然后来经过国家质检总局调查抽检，确定大闸蟹并不含有致癌物，但是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老百姓对食品安全信心指数大大下降的今天，这对大闸蟹的销售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
5、致癌多宝鱼事件
11月17日，上海市公布了对30件冰鲜或鲜活多宝鱼的抽检结果，30件样品中全部被检出硝基呋喃类代谢物。随后，北京市场的多宝鱼也相继检出此类问题。
点评：几年前，呋喃西林还是一种被允许使用的渔药，因价格较低且效果好，而广泛用于畜禽及水产养殖业，并曾作为治疗药物和饲料中药物添加剂。后来研究发现，硝基呋喃类药物当中的“呋喃西林、呋喃唑酮”及其代谢物AOZ等具有致突变和致癌作用，欧盟已于1995年禁止在食用动物中使用硝基呋喃类抗生素，规定了畜禽产品中硝基呋喃类最高残余限量。2002年4月，农业部规定，硝基呋喃类化合物禁止用于所有食品动物。
6、致癌桂花鱼事件
11月底，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在化验10个购自批发市场的淡水鱼样本时，发现其中一个鳊鱼样本含有孔雀石绿，而该样本是来自顺德大良一家专门供港的注册鱼场。几天后，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在抽取其他淡水鱼样本化验时发现，15个桂花鱼样本有11个含有致癌物孔雀石绿。
点评：桂花鱼样本含有孔雀石绿是摆在明处的风险，市民吃还是不吃桂花鱼，风险的掌控权握在自己的手里，你要吃，是你的权利；但告诉你风险何在，是相关部门的责任。通过透明、坦城地与民意互动，获得民众的认可与支持，这才是理性而以民为本的“危机公关”。
7、陈化粮事件
6月下旬，部分媒体报道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发现万吨“陈化粮”，并称这些“陈化粮”均是“东北米”。有的报道说陈化粮主要产自沈阳市辽中县，并说“陈化粮已遍布沈城各区的零售网点”。随后，沈阳、北京等地粮食局相继辟谣，证实说陈化粮并没有流入市场。其中北京市工商局对加工销售陈化粮的京恒公司做出了没收1330吨陈化稻谷并处以38万元罚款的决定。
点评：因为大量的陈化粮销往工地，给民工食用，所以又被称为民工粮。陈化粮就是指已经陈化或变质，不宜直接作为口粮的粮食，相当一部分的陈化粮中都含有大量的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最短可以在24周内就让一个健康的机体发生癌变，按规定，陈化粮是绝对不许流入口粮市场的。
反思食品安全危机
一年来，众多的食品安全事件深深地刺伤了民众的心理底线。虽然有关部门努力证明危险的微小，但公众从未感到轻松。市民心理危机源于对真实信息的无力掌控，源于没有谁能够承诺餐桌上的食物是安全的。主管部门、流通市场、行业专家、企业商家等各方力量对公众的安全诉求反应参差。最后，“安全”成了相关部门的对外宣告。
食品安全出问题总是媒体曝光在先，相关部门查处在后。在“大局意识”下，加之技术人力所限，究竟是先表态还是先调查，要查出问题，还是查出没问题，是强调合格率还是不合格率，能查多久，该查多远，都有着微妙的考量。经过授命的检测因而成了一种政治任务，检测部门也缺乏独立面对公众的需要。最后事态平息，实现对大局的控制，但公众心理伤痕却未获重视。
食品事件既出，代表行业的专家也会随之被请到媒体上，专家讲的是“科学”，但是专家现身并未消解公众压力。“理性对待”、“公众不必恐慌”、“养成科学饮食习惯”、“媒体不要炒作”成为了最常见的陈述。通过专家，公众得到的信息是：百分百纯净、无药残的食物是不可能有的，即使超标只要并非大量食用则无恙。无奈理性带不来乐观，理解消不去恐慌，即使公众有专家们的涵养，却无助压制危机。
食品事件中，害群之马令守法厂商受到株连。打击一个产品，常常意味着打击一个行业。许多大企业希望通过政府、通过媒体，向外界证明自己产品之严格可靠。但是主流厂商的现身，不能代替黑心食品的横行。以中国国情计，建立食品安全体系的战略视点不在于主流厂商，而在于如何应对数以万千参差不齐的小型企业。
如此审视，在每一桩食品安全危机的乱象中，职能部门不得不顾虑行政生态，专家阐述的是科学理念，企业谈论的是市场得失，唯有公众因为感知危险而独力追问安全所在。但是面对权威主流的宏观大识，公众却找不到安全的方向，缺乏有效信息的支点。
其实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大量的新危机，但民众首先接触的尚不是危机，而是关于危机的信息，食品危机就属于此。相关部门除了规划一道又一道的放心工程，还应该增加公众监督的范畴、自身快速反应的能力，建立平等开放、多渠道、独立的市场监测平台，构筑智能化和每日报告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这才是应对食品安全危机，挽救民众心理危机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