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卫“餐桌安全”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近年来，“多宝鱼”事件、“福寿螺”事件、“红心鸭蛋”事件、“苏丹红”事件、“劣质大米”事件层出不穷，几乎让人对食品安全失去信心。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彻底清查已经成为全民关心的问题。
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小小的“红心鸭蛋”，它在农户家里，就是农业部的事情，到了自由市场就是工商局的事情，到了餐馆里就是卫生部的事情。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里，就没有说要查鸭蛋里有没有“苏丹红”这种违禁成分。由此可见，中国食品问题绝非“从源头上查起”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如何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的食品安全追溯制度问题。从现在来看要使在许多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保障体制在中国落地生根，我们至少要解决五大问题：
第一，要解决法的问题。两会期间，有600名代表联名要求加快制定《食品安全法》，心情之迫切可想而知。其实，中国有《食品卫生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但目前已有的这些法难以构筑现代社会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是修改现有的法，还是制定新的《食品卫生法》？这是政府机构需要考虑清楚的问题。
第二，要解决标准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其实不是中国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有。英国的“疯牛病”事件、比利时的“二恶英”事件、日本的“雪印牛奶”事件都曾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但我们看到，这些事件发生后，随之而来的是欧盟对食品安全苛刻的标准，而日本的食品安全标准里对违禁成分的检查有上千种之多，有些检查甚至根本无法做到。相较之下，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就显得相形见绌：标准太少，规定太粗，具体到实际操作中，对食品安全的保护需要大量的细化工作要做。
第三，要解决监管问题。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是多头管理。要让监管部门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监管无缝对接，绝非易事。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农产品，得需要多少监管力量才能把好安全关呢？投入不足对食品安全监管犹如“骨鲠在喉”。
第四，要解决食品身份问题。在一次媒体的对话现场，在“福寿螺”事件中成为主角的蜀国演义老板大倒苦水，问题不在餐馆而在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的总经理也不干了，问题在于养殖户。这就麻烦了，哪只“福寿螺”出问题了呢？这涉及到食品的身份问题。从生产到加工再到流通各个环节，食品需要一个身份记录。这个问题的解决从技术上就可以突破。但一元一斤的西红柿会因此涨到一块三毛钱。这个成本谁来承担呢？
第五，要解决产业化问题。食品安全追溯制度最终是要解决安全问题，避免安全问题的再次出现。对于成千上万的分散的中国农户又如何能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呢？这里有涉及到中国农业、畜牧业产业化的问题。只有在产业化的框架下，中国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才能在食品安全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