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列表制度’一实施，中国能出口日本的农产品恐怕只剩下胡萝卜了。”山东烟台某蔬菜加工出口公司的张经理的这句玩笑话，道出的是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现实。
“肯定列表制度”涉及烟台市出口日本的水果、蔬菜、禽畜肉、海产品等200多种农产品和食品，其中对蔬菜和水果类产品的出口冲击最大。初步估计，自“肯定列表制度”开始实施，烟台约有7亿美元的出口农产品受到直接影响。张经理忧心忡忡地说：“‘肯定列表制度’就像一扇大门，要是没有更快更合适的解决办法，进不了这扇门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最终面临的结局就是关门倒闭了。”
张经理的话吐出了众多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心酸，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不到一个月，中国相关行业对日出口将更加困难，并且已经面临了极大的考验。不仅仅山东的农产品出口受到严重的影响，据了解，此项制度的出台，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近80亿美元的出口额，涉及到6000多家对日农产品出口企业。可以这样说，“肯定列表制度”已经在衡量中国食品安全的天平上加上了更重的砝码。
张经理一脸无奈地问：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只能等死吗？
壁垒水涨船高
上海蔬菜行业协会会长杨勇萍形象地把日本对中国设限称为三次“围剿”：第一次是2001年对三项产品的紧急设限；第二次是2002年到2003年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禽肉、冷冻蔬菜（菠菜）和鳗鱼进行化学品残留物质检查，曾经采取了全面禁止中国禽肉进口、停止进口、命令检查等各种严格措施；日本国内媒体甚至把中国进口的肉类、蔬菜称为“毒肉”、“毒菜”；第三次就是此次“肯定列表制度”，其冲击规模将远远超过上两次。
“肯定列表制度”日本暂定标准指标严于我国现行标准的有74种247项；日本实施的农残限量新标准中，涉及797种农药、兽药和添加剂，设定53862个限量标准；而我国目前的限量标准仅涉及农业化学品200余种，限量指标不到3000条，差距非常明显。
现在每年全世界各国颁布的技术法规大约有800多个。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日益显著，已经涉及我国2/3以上的出口企业和1/3以上的出口商品，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200亿美元。以我国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多的农产品和食品行业为例，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
危机中的契机
“企业将经历的阵痛是难免的。”杨勇萍认为，“但换个角度看，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将由农业化学品引入的危及食品安全的所有因素置于控制之下，也会推动国内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的升级。”
中国农产品出口告急，不仅因为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数额巨大，也因为中国在农药使用历史问题上有着“糟糕的口碑”，使得中国成为日本海关在执行过程中的重点盯防对象。目前中国很可能是受新标准影响最大的国家。
“肯定列表制度”推出以来，我国出口、加工、生产等环节的企业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正在积极地剖析自己本身的诸多弊端，寻找解决和发展的办法。为此，烟台的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大部分食品出口企业增加了检测设备资金投入，为应对“肯定列表”做好硬件方面的准备。同时，烟台已经组织两批食品出口企业检测人员到日本最大的检疫所———横滨检疫所学习。一些企业正在改变原有模式加强农产品基地管理。改变以往“公司＋农户＋基地”的管理模式，变为“公司＋基地”的管理模式，由农户自主管理土地变为公司直接指导农户进行土地种植管理，确保管理信息执行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扩大基地面积，最大限度满足加工需要。在重压同时，烟台的一些食品出口企业已经逆势飘红。
谁扛“新标准”大旗
面对危机，只有练好“内功”才能给“肯定列表制度”这道难题交一份高质量的答卷。然而谁又能真正扛起“新标准”的大旗呢？危机之中需要我们寻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甚至是长期有效的发展模式，时下这个问题已经相当艰巨而迫切。
业内专家认为，政府推动农业标准化建设是应对“肯定列表制度”的长效机制；加强生产源头管理是降低“肯定列表制度”影响的根本措施。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生产标准体系，使之与国际接轨；建立健全有效的疫病疫情防控体系；进一步清理整顿农兽药市场，从种养源头上控制住农药残留。同时，加强对农业生产技术、管理的指导和培训，使农民从根本上掌握符合新标准的应用技术。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认为，中国出口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基地+公司”的经营模式范围小，很多企业只能从分散小农户手中收购产品，不能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生产是问题所在。一些农产品种植企业也表示，公司将在产品生长源头控制农药残留量，如对种植地块、水源灌溉、农艺肥料等环节都严格按照日本标准操作，用无污染水源浇灌，设置隔离带等。
早在2006年1月中国农经产业高峰会上，香港长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令玉教授曾做过题为《三安有机农产品工程与解决“三农”问题初探》的报告，其中提到“三安有机农产品工程”模式。提出“三安”技术产品以修复还原回归自然生产环境为基础，以系列“三安”技术产品从污染的源头切断了污染源，有效地避免了化学污染造成的危害，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安全食品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的设想正好符合了从源头上控制农药残留的原则，从世界食品安全的层面来看，不仅仅为了应对“肯定列表”，放弃化肥的使用将成为一个大趋势，而张令玉教授曾经提出的“三安”模式恰巧吻合了这个世界性的趋势。另外，“三安”模式还有一套相当严格的标准作为尺度，以保障通过这种模式生产的产品最终的安全性。目前，“三安”模式已经制定了100多项标准，部分标准已经通过了国家的审批。该标准中规定了使用系列“三安”技术产品对环境的修复还原、回归自然的指标，旨在达到确保广大民众健康的目的，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出来的。目前我国企业应积极按照包括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在内的国内外要求，从源头管理上推行标准化建设，健全追溯体系，努力做到“源头能控制，过程可追溯，质量有保证”，“三安”模式不失为一种可以借鉴或者是值得推广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这样的危机时期，要把不利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努力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就必须依靠政府、企业和检验检疫部门共同努力，强化“源头控制”，寻找最为安全稳妥的途径，才有可能打造我国食品安全的“铜墙铁壁”，才可能找到中国食品安全的救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