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制造”的“信任危机”，就已披露的个案而言，只有极少数属于“中国制造”自身的原因（如有毒的宠物食品）；更多的是中外之间的“标准之争”。这种涉及复杂且专业的技术性争论，外行未必能深入了解，却因事关消费者切身利益，能轻易通过媒体掀起轩然大波。
对于国际上突如其来质疑“中国制造”的声浪，正确的做法应当而且只能是：实事求是，针对不同个案搞清问题出在哪里，是其是，非其非，然后寻求解决方案。不搞清事实，先入为主认定“中国制造”的质量、安全一定有问题，“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一门心思在国内的产品质量控制中找原因，必定是缘木求鱼，平添困惑。
所谓“中国制造”的“信任危机”，就已披露的个案而言，只有极少数属于“中国制造”自身的原因（如有毒的宠物食品）；更多的是中外之间的“标准之争”。这种涉及复杂且专业的技术性争论，外行未必能深入了解，却因事关消费者切身利益，能轻易通过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全球最大肉制品公司———美国泰森食品公司的副总裁赖斯给《华尔街日报》撰文时坦言：“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两国在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采用相同的技术标准……不这样的话，其结果就是谁也弄不清楚这些进口禁令是真的与安全问题有关还是政治在作祟。”
其实，以“标准之争”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在关税壁垒被逐步拆除后，正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新动向。一些西方大国设置种种刁钻古怪的技术壁垒和绿色标准，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2004年，广州生产的“MIC”电子钟遭遇欧盟的技术壁垒：电子钟内部一颗螺丝必须是无铅的。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哪个厂家能生产出这种无铅螺丝，制造商为这一颗螺丝，一个钟的成本就要增加6至8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跟风起哄，对“中国制造”挥舞“标准大棒”，如今年某些东南亚国家指“中国制造”的大白兔奶糖等糖果不符合标准，事后证明其采样不科学、标准不公开，甚至有当地企业游说政府刁难“中国制造”之嫌。对于这种既不公正又不公平的指责，难道中国政府和中国制造商不应该据理力争，为“中国制造”申辩？难道只能忍气吞声，“勇于承认自己的问题，主动认错并快速采取行动，马上禁止销售有关问题产品”？
作为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经理，赖斯认为“通过对标准内容进行技术性讨论而不是政治争斗来解决此类问题会好得多”；奇怪的是，偏偏有的国内媒体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张一古脑儿揽下责任，把板子都打在中国的监管制度和治理机制上。有的评论不是实事求是为“中国制造”申辩，却总拿内销与外销的食品合格率有15%的差距说事，硬拗内销合格率低必然会影响外销。实际上，外销产品的生产销售链条比内销更长，要经过中国和外国的质量安全监管，采取双重的质检标准，还有跨国公司和制造商等环节的质检（因此成本和价格更高）；而内销只有中国政府的质检和厂商的自律，加上国内从事食品加工企业有79%是10人以下的小作坊，合格率怎能和美国泰森食品公司相提并论？
为“中国制造”申辩，并不是将贸易问题政治化，更不是用种族主义、民族情绪来解读对“中国制造”的非议；而是实事求是，是谁的问题就该谁来负责。为“中国制造”申辩，也不是漠视国内质量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更不是为政府和企业推卸责任；而是有的放矢，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正在展开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吴仪强调：“这是一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维护中国产品信誉和国家形象的特殊战役。”人民利益在前，产品信誉、国家形象在后；这次专项整治以20个“硬碰硬”的指标，12个100%的概念，重点整治小企业、小作坊，提高其违法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处罚成本———这才是正确面对问题，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在全球化的产业链条中，虽然“中国制造”只是赚取菲薄的加工利润，但这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多得的发挥比较优势的历史机遇，工业化、城市由此启动增速，数以亿计的中国职工向全球提供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同时也为自己带来就业的机会和生活的改善。对此现实没有清醒认识，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对非议“中国制造”照单全收，甚至推波助澜，不是无知者无畏，就是极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