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政府近日宣布：2009年起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仍进行生猪养殖活动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市政府称，“禁猪”的首要原因是东莞环境容量日趋窘迫，不堪承受养猪业的污染之重。“禁猪令”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并且还会由禁养生猪扩大到禁养家禽等。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东莞以不堪承受污染之重为名禁养生猪，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此举的真实目的在于是应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工业用地紧张的状况。正如副市长梁国英所言，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东莞仅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城市化接近80％，保留大量的养殖基地会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
这一决定在生猪供应紧张、猪肉价格高企的当下宣布，无异一颗重磅炸弹，必然引起舆论的热议，但也会因这一特殊因素遮蔽“禁猪令”背后隐藏的真问题。
“工业进到哪里，农业就退到哪里”，这固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分工日趋精细，东莞的生猪供应关键在于流通环节的畅顺，与当地是否发展养猪业并无直接关系。东莞市政府对于“禁猪令”作出的所谓科学解释，不无道理。但舆论对于“禁猪令”强烈反弹的原因在于，让不让养猪其实不是个简单的整治污染问题，也不单纯是缓解土地压力的问题，甚至不是生猪供给的问题，舆论的关注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有权以科学的名义强行消灭一种产业，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禁止农民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这背后其实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的问题，它的核心在于政府的决策是否真正保证了公平和正义。
提起东莞人们一般自然想到发达的制造业、台资企业聚集地、高度的城市化等等，但事实上，东莞依旧保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这其中包括本地农民，也包括大量从广西、湖南等周边省份到东莞“打农”的代耕农。和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饲养牲畜是他们积蓄财产的一种方式。
固然，他们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力，他们创造的价值与工业生产相比微不足道，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为了追求至上的效率价值，就可以将他们赶走甚至抛弃。如果这种逻辑得到认可，那么政府可以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科学的决策名义，牺牲任何少数群体的利益。
而事实上，城市的治理不仅仅是个科学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民众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因此还需要民主的过程。即使政府要推动产业升级的升级，弱化农业在整个经济体中地位，那么在作出“禁猪令”之前是否应该通过听证听取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在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如何尽可能保证个体的利益，不要让少数的弱势产业的从业者不但成为经济发展的弃儿，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弃儿。
东莞市政府在答记者问时，说考虑到农业是弱势产业，所以禁猪最后期限已经延缓。言外之意，养猪户已经受到优待，应该心满意足。但事实上，政府行政不是对民众的施舍，更不能单方面的“霸王硬上弓”，它应该是个官民互动、互相妥协的产物。遗憾的是，在“禁猪令”的颁布过程中，我们只听到“科学决策”的大道理，却不见政府与民众相互沟通交流的民主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