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亿元、1200瓶，这两个数字让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坐不住了。
前一个数字是九三学社在提案中列举的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后一个数字是媒体报道的贵阳市某区政府一年喝掉的茅台酒。
为此，他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
“茅台酒十年来价格涨了十倍，背后推手就是公款吃喝！遏制公款吃喝，要用茅台酒做突破口！” 林嘉騋说，他之所以拿茅台酒开刀，是因为茅台最有代表性，“但我的目的是指向公款吃喝，不光茅台不能喝，其他超标接待的吃喝都应该禁止。”
“现在公务接待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比阔气，讲排场，”林嘉騋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道，“前几年，我在省政府当副秘书长时，迎来送往是最让我头痛的事，每次到地方检查工作，陪同的人超过我们好几倍。”
“我们想着减轻地方负担，随便吃点土菜就行了，不要上烟上酒，地方领导觉得没有尽到心意，一定要倾其所有。”
有相同感受的不只林嘉騋一人。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在政府机关工作时接待过香港同行，很多人全程陪同，省、市、区一条线的人都来了，每餐都有好东西吃，生怕招待不周到。
后来，他们去香港，没有人陪同，礼节性的见个面就走了，去香港几天只被请过一顿正餐，大部分时间自己掏腰包吃快餐。香港的同行解释，政府没有这笔开支。
“现在，喝茅台不奇怪，有些领导专门要喝茅台，你不准备还不行！酒喝点就算了，追求高档的干嘛？”全国政协委员、甘肃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马鸿烈说。
他说，在酒泉钢铁公司时，接待几乎都喝本地酒，好一点的才两三百元一瓶，“偶尔也喝茅台，但好的、真的咱们也买不着，所以不喝。我们保证自己喝的酒，牌子和酒相符就行。”
从政府部门退下来后，林嘉騋担任了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委员会委员，经常去贫困地区考察调研，“有的地方，国家级贫困县，招待我们还要上高档酒。他们可能觉得酒杯一端，什么事都能解决。”
林嘉騋看到，三公消费中，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治理较有成效。2011年11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将一般公务用车标准限定在“18万元以内、1.8升排量以下”。随后公布的公车采购目录，将合资品牌车型全部排除在外。近年来，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公款旅游的监督，使得公款旅游受到严格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也明确规定，政府各部门“不得采购奢侈品”。
在林嘉騋看来，除了以茅台为代表的高档白酒外，虫草、燕窝这些经常出现在公款吃喝餐桌上的东西，也当然属于“奢侈品”。
但治理起来也有难度。全国政协委员蒋洪认为，相比公车费用和公款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用比较隐蔽，可能会藏在预算的很多项目里面。财务管理不严，哪个地方能放进去这笔经费就放进去了。
“有人提议要把公款吃喝的人判刑，我觉得没必要，中央关于公务接待的标准出台过很多文件规定，把监督、审计、问责做好了，公款吃喝就解决了。”林嘉騋说。
他说，他会长期呼吁遏制公款吃喝，“总会有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