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部门的管理、生产者的能力和经济生产水平都还没能跟上转型期的要求
程明是北京某外资企业的公关经理，他有一个还不到2岁的女儿。这一年来，他一直为女儿吃什么而备感烦恼。
“上半年，先是进口奶粉涨价，引发一波抢购潮，一开始觉得这些人买那么多桶真是不可理喻，没想到，很快超市里女儿喝的那种奶粉就缺货了。”9月，三鹿奶粉中含三聚氰胺事件曝光，举国震动，那时程明还在庆幸女儿喝的是洋奶粉。但是年底又传出美赞臣、雀巢奶粉被检出微量三聚氰胺，这让他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面对女儿清澈的眼神，我真不知道给她吃什么是放心的。”
程明的苦恼也是众多国人的苦恼。这一年，不仅苏丹红等危及食品安全的“老面孔”再次被媒体曝光，如毒奶粉等新问题也红灯频闪，很多人甚至到了谈“食”色变的地步。
食品安全“三宗罪”
在程明看来，今年出现的问题食品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不干不净”、“乱添乱加”、“不明不白”.
“不干不净”指的是产品卫生指标超标，如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等超出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有报道称最严重的竟超标8000倍。
而“乱添乱加”是今年令人最为头疼的食品安全问题，指的是超量使用添加剂或使用被禁用的添加剂。一些企业甚至还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的有害物质，如苏丹红等。
最恶劣的“乱添乱加”事件当属三鹿奶粉，该事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8年十大国际新闻之一，其引发的中国乳制品业大地震至今风波未平。截至11月27日，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万余人。
“不明不白”指的是食品标签不规范，如标签无生产日期，标注生产地与实际不符等。这样的食品问题更是屡见不鲜。
食品问题十年成疾
如今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很难想像的。
那个时代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余温未散，鱼肉、粮油等日常消费类食品异常缺乏，每个月人们得凭各类粮油票据去指定地点购买日常消费类食品。“我妈现在成天在我嘴边唠叨--你看80年代的人们多么淳朴，谁会造假？谁敢造假？被逮住那是掉脑袋的罪！”程明说。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的物质生活开始丰富，而食品安全意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买菜、下馆子吃饭时，人们总担心鱼在养殖过程中是否被使用了违禁药物，担心蔬菜上的农药残余量。黄长红是北京某出版社的编辑，她坦言，作为家庭主妇，“我对食品最不放心的是蔬菜水果中的农药残留、病死肉注水肉和食品中滥用添加剂。”
国民食品安全意识提高的同时，伴随的却是集体食物中毒事件的频频发生。《民以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调查》一书作者周勍曾花数年时间，调查了近十年来因食品而引发的一桩桩重大恶性事件。
据他介绍，食品安全成问题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1996年，云南发生食用散装白酒甲醇严重超标的特大食物中毒事件，192人中毒，35人死亡。1997年，云南发生群众自行采食蘑菇中素事件，共有255人中毒，死亡73人。”周勍举例说。
1998年，山西发生假酒中毒事件，有200多人中毒。这一事件在当年震惊全国。此后几年，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1999年，广东省肇庆市近700人因食用掺有液体石蜡的食用油中毒。2001年吉林市学生豆奶中毒，中毒人数6000多名。
据卫生部公布的2003年全国重大食物中毒情况：2003年卫生部共收到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379起，12876人中毒，323人死亡。与2002年比较，重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了196.1%、80.7%、134.1%.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情况至今仍处于蔓延的趋势，并没有得到很有效的遏制。人们被迫处于无所不在的’食品卫生恐怖‘的阴影之中。”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罗云波不无担心地说。
转型期的成本代价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到近几年才密集出现呢？
其实，食品安全最初是联合国粮农组织1974年提出的。经过近30年的发展，目前对食品安全有三个阶段的区分：第一阶段是从数量的角度，要求人们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生存生活所需要的基本食品；第二阶段是从质量的角度，要求食品的营养全面、结构合理、卫生健康；第三阶段是从发展的角度，要求食品的获取要注重生态环境的良好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目前中国正在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也就是吃饱之后、吃好之前。罗云波认为，“是商品带坏了食品”.食品安全的直接动因，正是在安全无法判定下的追逐利益最大化，检测环节出问题则是商品性和“钱包主义”作祟。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史卫民也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在这段时间集中井喷，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配套没有相应跟进，过分强调速度，而没有把制度和道德建设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人们在吃饱之后，进而要求吃好和吃得放心。但问题在于，中国政府部门的管理、生产者的能力和我国的经济生产水平还没能跟上这个转变，这是食品问题的根源。”史卫民说。
安全监管交叉管理
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情况下，处于监管一级的政府部门越来越被置于风口浪尖。
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目前，分布在卫生、农业、质检和环保多个部门的食品安全专业人员，已经超过百万人。其中仅卫生部就拥有一支10万人的卫生行政执法队伍和20万人的卫生技术支撑队伍，目前已在全国部分地区设置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络。农业部也建立了13个国家级质检中心和179个省级质检中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全国设置的食品质量检测机构更是超过3000个。
但是，数量如此巨大的监管队伍仍然不能很好地监控食品安全问题。
目前，食品安全执法中各部门职责不明的现象仍然突出。“比如发证、质量管理体系包括现在《食品安全法》，都是由质检局来执行的。但它现在和卫生部门有交叉，这些部门都愿意发证，不愿意监管。这个问题根深蒂固。”史卫民说。
对此，他认为，政府各部门需要职责分明，“比如三鹿奶粉现在的赔偿方案，有关部门要承担责任，应该为监管不到位造成的损失制订一个赔偿方案。谁的责任谁来承担，是谁的责任要讲清楚。”
12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传出消息，国务院正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全程监管等问题作进一步研究论证。国务院建议将食品安全法草案提请明年2月下旬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继续审议。 （记者刘科 特约撰稿宗君发自北京）
【策】侵害民众权利者应付出代价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充满了警示和反思。那么，解决食品安全事件的根本途径是什么呢？
史卫民（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合力，共同构建新型社会良动机制。
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必须要转变观念。一定要意识到产品的质量是市场、发展、利润等要素的生命线。企业要进步必须从质量、管理、标准等方面着手。
对于政府部门，如果像消防队员一样，哪里有火哪里扑，这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政府是要靠建立一套严格的食品规管制度。更加明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放手给企业经营自主权，但要有非常严格的控制标准。有了这套系统，在哪里出现问题都能查得出来，把关前移，让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不可能进入流通领域。
对于民众来讲，要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是需要得到保障的，而且是能够被保障的，有权利要求市场上的产品是合格的。谁侵害了这些权利谁要付出代价的，并且形成一些有效的渠道来反映。民众要知道怎样维权，这样就会形成比较大的社会压力，对企业和政府是有好处的。自觉的消费者要求得到合格的产品，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这样社会上也会形成一种来自民间的监督力量，让政府的不力监管和无良企业最终向消费者“妥协”.
罗云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食品监管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但监管肯定要透明，要让人了解和知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到中国来设立办事处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更加具体地了解中国的食品监管是如何进行的。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症结是发展阶段的问题。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最终要靠发展整体的经济来解决，提高人民素质，企业经营者的道德修养，正确认识食品安全问题。美国在过去也有一个从大乱到大治的过程，它也有群魔乱舞的时候，最终还是靠发展经济解决的。
我们面临的挑战比西方国家更加严峻。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上的监管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分工明确，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完善，责任明确，协调机制有力；还有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比如重在源头，全程控制；还有一些新技术，比如可追溯系统等等。（本报实习记者 刘旸/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