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南昌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后，简光洲来到上海，成为《东方早报》创办团队的一员。他在国内新闻部负责特稿，几年来写了很多有影响的报道。
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A20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他的长篇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 三鹿”奶粉所致》。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的乳品企业，食品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第一次看到兰州有14名婴儿出现结石病症的消息时，记者的职业敏感性让简光洲觉得这很可能是继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后又一起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虽然湖北、甘肃等地媒体之前也有关于结石患儿的报道，但在提到患儿所食奶粉的生产企业时，都统称为“某企业”.尽管读者一再要求媒体披露致病奶粉的品牌，但却没有一家媒体愿意公布该企业的名称。这些媒体的语焉不详，让他决定对患病婴儿展开追踪调查。
当所有的证据都直指三鹿奶粉时，简光洲犹豫了。是否直接点出企业名字？一方面三鹿是知名企业，拥有150亿元人民币的品牌资产；另一方面当他向三鹿集团求证时，得到的是对方信誓旦旦地保证，三鹿奶粉绝无问题。
然而，在甘肃兰州的医院，当简光洲看到许多父母哭着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患病婴儿接受治疗时不得不痛苦地忍受5毫米的管子从尿道里插进；而护士们得在婴儿的头上多次寻找能够扎针的血管。这一切让他下定决心在报道中写出三鹿的名字。
发稿当晚，简光洲紧张得无法入眠：报道对三鹿公司而言肯定是致命的，甚至对中国食品行业都会有产生巨大影响。尽管自己的报道逻辑性没问题，用词经过反复斟酌，也注意了平衡性，但是在质检结果没有出来之前，风险实在难以预料。自己可能会坐上被告席，甚至会被扣上“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年迈的父母也从老家打来电话关切地问道：“这报道能不能不做？”简光洲回答他们：“好多婴儿可能会因为这奶粉而死亡啊！”听了这话，电话那头的父母沉默了。
9月11日稿件刊发，当天下午，简光洲就接到了三鹿公司的电话，“希望记者从网站上撤稿”。同时报社接到无数电话，要求他们撤下网站上的新闻。直到晚上9点多，三鹿公司宣布召回奶粉后，简光洲才如释重负。
如今“毒奶粉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焦点，但简光洲却在博文中写到：我没有丝毫的兴奋，而是有着诸多悲伤（不是悲哀）,是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 ’的失落。简光洲说：“我不想去指责这些媒体，在生存就有问题的时候，良心的价值几何？”然而，在“首揭三鹿”的报道中，简光洲却做到了。当“毒奶粉”已成为一场影响广泛的社会公共事件，人们要关注的其实远比单纯的食品质量安全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