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粮收获已近尾声。农业部部长孙政才１２日宣布，今年全国夏粮预计产量将达到２４５０亿斤，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连续６年夏粮增产的佳绩。
虽然，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还要看早稻和秋粮，但夏粮增产为今年粮食全面丰收奠定了关键的良好开局。
连续６年夏粮增产，靠的是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好政策，靠的是各地各部门稳粮增收的有力措施，而更根本的是靠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持续升温。
这些宝贵的经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探索粮食自给战略结出的硕果。６０年的粮食发展之路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６年的“不变”和６０年的“变革”印证：顺应民心的土地制度激发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夏收时节，麦浪滚滚，满目金黄，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山东省滕州市级索镇千佛阁村种粮大户王次玉种的８９亩小麦，今年的亩产超过１４００斤，再创新高。他难掩喜悦地说：“去冬今春旱情严重，乡亲们想方设法浇水保苗，迎来了大丰收！”
今年的夏粮增产来之不易――先后战胜了北方罕见旱灾、南方持续低温阴雨、多次强降温和病虫害等多种自然灾害。大灾之年大丰收，若时光倒回，这一切难以想象。
１９４９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断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毫无依据：１９４９年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不到４２０斤原粮。
岁月荏苒。今天，作为一个正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坚持粮食自给战略，粮食自给率高达９５％，以７％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２２％的人口。
河南省农业厅厅长朱孟洲说：“连续６年增产，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背后则是稳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结束后，第二轮延包又将土地承包期延长了３０年，给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
世纪之交，随着粮食出现卖难，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出现了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质疑：认为一家一户单干的土地模式生产效率低，不利于农业走向现代化。
党中央、国务院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家庭经营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
２００８年，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前，有舆论预计中国的土地制度将会有重大调整。胡锦涛总书记会前到小岗村调查时再次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变”政策的选择，源自新中国土地制度６０年中三次变化的探索――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７年，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土地，粮食产量增长了７２．３％。
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７年，由于在农业经营制度上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饥荒成为历史的痛苦回忆。
终于，１９７８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激发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总产量由１９７８年的６０９６亿斤增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５７０亿斤。如今，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８００斤左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历史证明：顺应亿万农民选择的土地制度成为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重要因素。
在充分把握农业生产规律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作出了最精辟的概括――既强调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又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地提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决定》在充分强调“毫不动摇”的基础上，鲜明提出了“一个长久不变”和“两个转变”：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
“这是对今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出的一个方向性概括，也是一个新的重大政策表述。”陈锡文说。
６年的多予少取和６０年的历史进步印证：只有受到农民普遍欢迎的好政策才能有效发展粮食生产
“近几年每年种粮面积都超过２００亩，每亩地的各种补贴已经接近８０元。”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旧口村种粮大户陈德民说，“今年每斤小麦提高一毛钱收购价，这下子种粮收入更有保障了。”
“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是经常用来总结我国粮食丰收的一句老话。而近６年夏粮连续增产，更多依靠的是中央持续释放的强农惠农政策。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认为：“夏粮连续增产的这６年，正是中央连续下发新世纪６个一号文件的６年。６年中，我国强农惠农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逐步构建起完善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先进农业科技、装备推广应用，对夏粮连续６年增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八组农民朱建华收藏的１４年农民负担卡，见证了“索取”和“给予”之间的巨大差异。上世纪末，监利县因农民负担重闻名全国。翻开朱家４．９亩责任田的票据本，不难看出当年状况：１９９８年，总负担１２７７元；２０００年，实缴负担１５１４元。
朱建华的收藏慢慢发生了变化：票据中的“三提五统”（村级三项提留、五项乡统筹）“共同生产费”已成为历史，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越来越多的新词儿进入了朱家的账单。
曾几何时，“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是一段历史难以忘却的记忆。１９５０年，农业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３９％，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对农民收取农业税，以及对农产品的低定价，在较长时期里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重要内容，由此形成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剪刀差”。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力、资金等农业生产要素向城市的不断流动，粮食生产效益方面又出现了某种新的“剪刀差”，如种粮收益与成本倒挂，产粮县与县域平均财政差距突出等。种粮效益一度持续下降，土地撂荒频现，粮食产量曾由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２４６亿斤降至２００３年的８６１４亿斤。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连续６年出台了６个“中央一号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重点强调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
２００６年，我国开始正式全面免征农业税一项，全国农民当年就减负５００多亿元。２００９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四项补贴”资金则增加到１２３０亿元，再创新高。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国家还探索了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范围先后从籼稻扩展到小麦、粳稻。测土配方施肥、农民培训、粮食高产创建、对产粮大县的奖励等财政专项资金也逐年增加。
６年来，国家不断完善粮食稳定发展的政策框架，已逐步形成粮食稳定发展的统筹思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实践证明，这６年的粮食增产过程，是国家城乡关系不断调整、支农政策不断巩固、完善和加强的过程，是建立粮食稳定发展长效机制的开始。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最高时是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２４６亿斤，到２００８年已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这是在基数较高、灾害严重、市场竞争加剧、资源制约加大、市场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取得的，说明我国粮食综合能力已经进入较高水平阶段。
６年的科学发展实践和６０年的不断探索历程印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使粮食生产有了永续动力
安徽阜阳市去冬今春遭受了５０年一遇的大旱。这个市颍州区的种粮大户葛浩新，从去年秋种开始严格按照良种良方科学配套进行播种，不遗余力抗旱保苗，浇灌盘根水、拔节水，夏粮收获前技术人员在他的高产攻关田测产后的数字达到了单产１２５２斤，比去年增产２７％。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马传喜说，近年来通过实施良种补贴，在沿淮、淮北地区大力扩大半冬性小麦品种面积，是今年夏粮丰收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技进步对粮食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重要。高秆改矮秆、常规改杂交、三交改单交等每次品种选育上的突破，都带动粮食产量实现飞跃。而我国在粮食病虫害防治、农业防灾减灾、提高施肥效率等方面，科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常年走村串户，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已跃升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翟虎渠表示。
在依靠科技的同时，尊重科学规律发展粮食生产也成为确保粮食连年增产至关重要的因素。粮食生产再也不强调遍地开花、处处垦植，而是根据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科学进行区域化布局，着重通过提高科技水平增加单产，粮食品种越来越向优势区域集中。
如今，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生产的集中度分别达到８０％、９０％、６６％、５９％。据农业部分析，今年全国夏粮增产量的四分之三来自１１个夏粮主产省份的贡献。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尊重科技应用、遵循自然规律，讲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６年间粮食生产领域中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
山东省社科院秦庆武研究员说：“在新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间，一度过于相信‘人定胜天’而有些忽视自然规律。尤其是１９５８年，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根源在于一句著名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如今之所以夏粮能够取得历史上第一次连续６年增收，关键就是尊重自然规律，依靠科技，使粮食生产有了永续发展的动力。”
把“战天斗地”的精神盲目地用在发展粮食生产上，就造成一系列生态问题：水土流失、超载过牧、滥垦滥伐、土地沙化、水资源匮乏……如果说早些年我们面对大自然过度强调了“进”，那么近些年则在“退”上实现了重大调整。新世纪初，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退耕还林还草的战略决策，结束了中国毁林开荒的历史。
陕北《信天游》多年这样唱：“开一片片荒地脱一层层皮，下一场场大雨流一回回泥，累死累活饿肚皮。”如今，《信天游》换了新词：“山坡上栽树崖畔畔上青，羊羔羔养在家门中；草棵棵赛过粮苗苗，退耕带来好光景。”
“生态自然修复理念已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同，有效促进了当地干部群众观念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实现了生态环境和农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水利部部长陈雷不久前表示。
近年来粮食生产越来越受到资源气候制约、消费需求刚性增长、全球粮食危机等新情况、新问题，有关测算表明，到２０２０年，全国要再新增１０００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才能确保届时１４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
为此，去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
回首新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轨迹，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解放思想，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生产发展道路的过程；是一个发挥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断艰苦奋斗的过程；是一个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过程。在充分尊重亿万农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前提下，６０年间探索和总结出的一系列新经验、新创举，成功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