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攸县种粮大户王水生（化名）最近心情不太好。
5月29日上午，王水生出去打听稻谷收购价格，发现又跌了，每百斤价格到了116元，而上一周价格还在120元。而此前的几个月，收购价格都维持在每百斤130元左右。
在广东陆续披露的“镉大米”案例中，湖南接连“中枪”，市场闻风丧胆。一时间，湖南稻米似乎成为“毒米”的代名词，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该省外销稻米滞销，众多粮商遭受空前压力。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湖南最大的米市兰溪米市看到，这里超过一半的大米加工和销售企业（门店）已经关停。
事实上，“镉米”带来的恐慌不止于稻米加工和销售的停滞，更大的隐忧还在于可能造成又一波大范围的粮田抛荒潮。
滞销米难题
王水生是去年才开始大面积承包稻田种粮的。此前他已经连续15年在深圳打工，去年年初，他在本村和邻村总共承包了近200亩稻田，这些稻田大多已经弃荒多年。
去年的收成还不错，但因为是头一年承包，成本并没有完全控制到位，最终算下来只能是“稍微赚了点钱”。但实际上他还有不少稻谷并没有完全卖掉，因此“赚钱”也只是在估算的账面上。原本想今年大干一场，但突然出现的“镉米”风波，给了他闷头一棒。
“3月份广东那边说湖南卖过去的米都有毒，大家就紧张了，担心销路会受影响。”据他介绍，从4月开始就感觉稻谷有些卖不动了，原来是米厂主动来问，粮户有时还要待价而沽，但后来他们主动去找米厂，米厂一般都是先答应收，但拖着。“这次攸县米被直接点名了，（米厂）一下子都不收了，即使是谈，价格也压得厉害。”
广州市披露的6批次来自湖南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分别为：湖南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生产的“高安大米”2批、无商标名大米1批；湖南攸县高和夏生大米厂生产的“高安大米”1批；湖南衡东县大浦镇东洋米厂生产的无商标名大米1批；湖南攸县石羊塘日星大米厂生产的“好日子”珍珠米1批。
王水生原来与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有过业务往来，但这家厂现在已经停产。
本报记者在攸县及与之一山之隔的衡东县看到，上述被点名的米厂目前均已停产接受检查。据了解，包括这几家在内的当地米厂，一般都是从本地及周边地区采购稻谷进行加工，除了在当地有少量销售外，大部分销往广东省。
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在被点名后，当地老百姓多数对镉超标的情况并不了解，也不了解其危害。
“这种东西（重金属超标）原来真没听说过，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原来上面（政府相关部门）提醒过要注意粮食安全，但都是说不要农药超标之类。”王水生说。
目前，攸县和衡东县的稻米加工和销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湖南益阳市。记者在兰溪米市看到，这里超过一半的大米加工和销售企业（门店）已经关停。
污染源何在？
尽管市场已经对大米重金属超标产生恐慌，但作为被关注度最高的湖南省，官方至今没有系统详细的说明。
外界普遍怀疑此次湖南大米重金属超标的源头系水质、水源污染和土壤污染。但湖南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曾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农民种田时所施的氮肥、磷肥、甲肥等化肥中含一定的镉，若是长年不间断地给农田施加大量的上述化肥，将对稻谷的镉含量增加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即使是攸县、衡东两地，其大米重金属超标源头是否单一，目前都难下结论。
根据攸县的官方说法，在几个所涉大米镉超标的米厂10公里范围内，并无重金属企业；而攸县环保局对地下水的检测亦未发现有镉金属超标的问题。
但这一官方说法并不能完全认定污染源。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攸县“上榜”米厂的采购范围实际上远不止10公里，比如王水生家就离大同桥镇大板米厂不止10公里，买卖关系更多取决于价格和彼此熟悉程度。事实上，攸县重金属生产企业众多，规模普遍偏小，污染相对较重，已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重点地区。
衡东县大浦镇东洋米厂则更让人相信：工业污染或是稻米重金属超标的源头。
记者在东洋米厂所在的大浦镇看到，镇内建有大浦工业园，园内集聚有多家化工厂和有色金属企业。另据当地人介绍，更早的时候，大浦镇还有一个隶属核工业部的712矿，目前虽已废弃，但一些化工厂租用了712矿的厂房和设备，继续排污。
事实上，作为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湖南省的重金属污染早已“声名远播”，近年更是爆出多起重金属超标和污染事件。
不过，像王水生这样的种粮农民，似乎并不关心稻米污染因何而来，他们更在意自身的损失，并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重金属）超标也好，有毒也好，但这又不是我们这些农民投的毒，谁也没提醒过，现在还要我们承担这些损失，太冤了。”
“叫屈”的不只是农民。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湖南省农业厅、农办等部门人士都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作为号称“鱼米之乡”的产粮大省，湖南的稻米重金属超标情况确实存在，但绝对不是最严重的，“全国各地都有”，但目前的舆论让人觉得湖南就是在大卖“毒米”，对湖南形象伤害极大，也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情绪。
恐引抛荒潮
王水生现在有些后悔回乡种粮了。
前年中秋，他从深圳回攸县过节，听说一位中学同学“贩田”（租种粮田）的收入不错，同时看到村里粮田多数被弃耕，于是动了回家种粮的心思。
在此之前，王水生一直在深圳开出租车。“前面还是赚了点钱，但后来生意不好做了，还累。”妻儿一直跟他在深圳，家里就剩年老的父母。最初几年父母自己种粮，但后来他就不让他们耕种了。“两老吃不了多少，买米花不了几个钱，也让他们享享福。”
当地像他家这样的不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者搞其他副业了，家里主要是老人孩子，一般都不种田，或者种一点够自己家里吃的口粮。”王水生说。
攸县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县近年农民弃耕自家责任田的情况比较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弃耕面积超过50%。
抛荒弃耕并非攸县独有。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在湖南衡阳调查发现，当地盆地早稻八成抛荒，山区中稻三成抛荒。
大量农田弃耕的现状，实际上为像王水生这样的大面积承包租种提供了机会。
据官方资料，攸县为湖南“四大产粮县”之一，2012年全县水稻种植总面积99.5万亩，总产稻谷48.44万吨，年出售稻谷数量占总产量的76.38%，除了当地口粮与少量卖给衡阳、长沙等地外，大部分远销广东。出售粮食主要来自于像王水生这样的种粮大户，全县种植水稻超过100亩的大户有200多户。
王水生介绍说，很多稻田承包甚至不需要支付租金。“你种别人的田，他们可以拿到补助，等于是帮了他们。”
但今年3月以来的“镉米”事件，让王水生这样的种粮大户心生怯意。“每亩成本至少800元，全靠谷子种出来卖个好价钱，但听说这种重金属超标的稻谷去都去不掉（指消解重金属），那谷子只能放着烂掉，要亏死。”
按照王水生的想法，假如情况没有好转，他可能下半年不再租种稻田，至少会大量减少水稻种植。“或许种瓜果蔬菜，但那风险很大。”
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王水生。记者在益阳、株洲、衡阳等地采访时了解到，因售粮受阻，不少种粮大户都心生退意，计划退出或减少租种面积。在益阳，已经有农户开始这样做。
湖南省农办一位副处长在与记者交流时对此深表忧虑。他表示，一旦市场进一步恶化，不难想象将有大量已经由种粮大户集中收种的农田再次被抛荒。更可怕的是，恐慌情绪将由此扩散，可能引发更大的集中抛荒潮。政府应该积极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