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心蛋”、“多宝鱼”等事件中，政府颇像事后“灭火队”。而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消灭潜在危害的“狙击手”。至少有5种方式，可以减少“苏丹红事件”重现。
第1种方式：源头狙击
现状概述：化肥、农药、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禽、畜、水产品体内。
案例：2001年，由于药物和有害物残留超标问题，欧盟、日本等纷纷禁止进口中国鳗鲡，从而引起中国水产品出口恐慌。这是第一次发现中国水产品中含有孔雀石绿。
有关部门迅速开始整顿鳗鲡养殖场。所有鳗鲡养殖场都要求登记备案，养殖场在出口鳗鲡前都要经过抽检。一年中有一次不合格的，该养殖场几年内都会丧失出口资格。
经验总结：企业科学养殖，主管部门加强生产过程的监管和检测。
实行难点：科学养殖所增加的成本，并非所有生产者都能承受。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的刘智禹解释说，鳗鲡等名贵鱼附加值高，且养殖规模大，因而能承受这种成本。
第2种方式：市场准入狙击
现状：不管是否卫生、安全，一起流入市场。
范本：对于流入超市、大宗食品批发市场的农产品进行抽检，不合格者不放行。
经验总结：严格抽检，检查供货商的资质。
实行难点：“不配合源头治理，这招不行。”刘智禹说。而且，检验的成本很高，一般超市检验不了。而即使检测手段便利迅速，也只能针对超市和大宗食品批发市场。中国还有数不清的小菜场和路边摊。这显然也给行政部门出了个难题。
第3种方式：政府分头监管狙击
现状概述：多头管理，“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头猪”。
范本：美国有3个机构具体负责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经验总结：机构健全、职能明确、积极配合，监管到位。
实行难点：中国的法律规定，质量检测部门、农业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部门、工商部门都能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在这些部门之下，还有数量众多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
“没出事时，谁都去管，但谁也都没真正管；出了事情，谁也不想管，管也管不了。”刘智禹总结说。
第4种方式：法律狙击
现状概述：现有法律法规对食品链难以完全覆盖，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各个法律法规之间协调性配套性差，可操作性不强。
范本：美国1906年就有了《食品药品法》和《肉类制品监督法》。之后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现有35部联邦法律法规。这些法规大多是由企业提出并推动，可操作性强。
经验总结：吃一堑，长一智。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法律法规，出台各种标准与实施细则，实现长效规范机制。
第5种方式：建立标签管理和溯源制度，对不合格产品予以召回
现状概述：老百姓对菜篮子中菜的来源和生产过程一无所知。
范本：北京市启动蔬菜质量安全追溯系统。部分基地生产的蔬菜，其种植、收获、加工、包装、检测等环节的相关信息都被如实记录，并被集成到特定的质量安全追溯条码中，并以标签的形式加贴在产品包装上，成为蔬菜的“身份证”。
经验总结：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监控农产品生产全过程，并且给予消费者以监督权。
实行难点：成本高，只适合规模化生产大型企业。中国更多的农产品生产主体是生产经营规模小的单个农户，无力承担使用这项技术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