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大米（右）和东北大米（左）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较早从事转基因大豆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以此透视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方面的现状。相关学术论文包括：《天使还是魔鬼：转基因大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考察》等。
从中国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主宰中国人主粮的力量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研发机构。其他的社会力量均告缺失，其中包括处于“无知之境”的消费者，缺少合法性发育不良的NGO组织，自身位于社会底层的农业种植者。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作为转基因农作物上市最为关键的一环，安全证书的颁发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已进入中国多年却很少为公众关注的转基因食品终于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并且导致争论的热潮。
以大米为主粮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这是引发激烈争论的主要原因。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一旦开启，人们必然要问：食用这样的转基因主粮安全吗？当下试验无害考虑了长远影响吗？转基因作物对于生物多样性有所危害吗？研发推广该品种的最大利益何在？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和透明？国外资本集团有无什么企图？……围绕着上述问题有人称“一场餐桌上的无硝烟战争已经打响”。
问题出在“悄然”而至
与任何新事物新产品问世一样，转基因产品也必然带来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简单概括一下，持赞成观点的主要依据有：（1）转基因技术可增加粮食生产、减少生产的投入，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问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抗除草剂的特性，可减少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转基因技术可以通过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改善食物品质，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此外，癌症等顽症的治疗亦可望取得突破。
而持反对立场的观点则指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而对其后果却无法控制，因而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安全上的问题。（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对人的负面影响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而其对人体的长期影响尚难以确定。（3）某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尚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尚未能从科学原理上被证明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支持和反对双方都不能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依照国际惯例是将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由其自主做出吃或不吃的决定。选择的前提当然是知情，是透明的决策过程和相关产品的标识制度，但是据报道：“昨日上午（2009年12月1日），记者发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上，备受争议的转基因水稻、玉米‘悄然’出现在４３个品种的末三位。”
如此“悄然出现”、“悄然批准”，公众何以知情？又何以选择呢？
吃饭问题也是权力的问题
在科学技术尚不能给出确定答案的情况下，决定转基因产品命运的将只能是各国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制度安排、利益关系和文化传统了。由此不难得知，关于转基因这一高科技生物技术的不同观点、争论和与之相关的各类政策、规则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有着各自潜在的、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原因。
在国际社会关于转基因的论战和博弈中，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力量的较量：国家利益——不同的国度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特别是贸易做出抉择；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大公司——无疑是这一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主要为发达国家中的富裕农民）——因其生产成本降低也是转基因作物的重要受益者，但是由于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抗拒，他们也面临重新选择和调整种植策略的问题；因食品安全的考虑拒绝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以欧洲、日本、韩国的消费者为主）；以保护环境为主要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如以Greenpeace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坚决而积极地抗拒转基因产品。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上述集团或组织依据各自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工具展开了被称为“全球食品战”的复杂博弈，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食品争战中处境独特，有西方学者用“拥抱”（embrace）一词形容中国对转基因产品采取的独特姿态。从中国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不难发现，主宰中国人主粮的力量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研发机构，其他的社会力量均告缺失：处于“无知之境”的消费者，缺少合法性发育不良的NGO组织，自身位于社会底层的农业种植者。
行政决策过程和高新技术开发都是权力的过程，二者相结合形成不无神秘感的知识－权力场域，这一空间是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的。我们不时听闻一些“专家”对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发表意见的拒绝话语，而这种“内行”、“专业人士”的拒绝实际是站不住脚的。转基因产品从来不只关涉科学技术问题，大众餐桌上的主粮当然不能由某个利益集团说了算。消费者、农民、公民社会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失语和无力，无不是中国社会结构性特征的反映。
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批准转基因主粮是美国操控的结果、其利用基因武器甚至可致我亡国灭种云云，我想就不值一驳了，美国再强大、再专横、再狡猾，恐怕也管不到中国人的餐桌上，中国人吃什么还是主人而不是外人决定的。
保证信息完整需要多元社会
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胆大，在全球尚无一国以转基因作物为主粮的情境下，居然这么轻易、迅速地批准了作为13亿人主粮的水稻的转基因种植。其实关键并不在于胆大胆小，而是在于决策机制不为人知，信息传播缺少透明，而这都与权力不受制约、权利无从保证有关。如上所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下，普通消费者实际上外在于知识－权力场域，即使通过转基因产品的标签制度将选择的权力交予消费者，他们就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吗？他们有赖以做出正确判断的充足的信息吗？他们具备选择的知识和能力吗？更何况，科学至上的观念很容易使普通消费者对科技产品产生要么盲信要么恐慌的两极性反应。而对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对专家权威的怀疑更会加剧这种反应。科学神话亦完全可能崩溃于社会恐慌。不知情的消费者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
另一种常见的反应是公众的冷漠。转基因作物例如Bt抗虫棉、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番茄和甜椒等早在大约15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但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市场上已有的转基因豆油的标签甚至不为消费者所知。这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比转基因食品更为严峻和迫切的食品安全问题——三聚氰胺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层出不穷的食物中毒、农药化肥污染、水资源污染、各类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的直接危害，人们生活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迫在眉睫的、直接危及生命的危险远比一种可能存在、尚未确知的未来危险更可怕。
公众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自主选择的前提是就某一新事物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是信息的完整、多样和充分传递，是可以参与和表达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所缺少的。处于知识－权力场域之外的普通公众是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在转基因领域，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获得最为充分的显现。而在其中公众不可能达致真正的知情，或者说他们的信息、经验和知识是片断或支离破碎的，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链条。他们在面对转基因这种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陌生事物时的不知所措，正是被称为“基因暴力”(gene power）的知识－权力宰制公共生活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