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留成和罗保铭这两个北方人都爱吃豇豆。但如今，关于豇豆的话题并不可爱。
3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海南厅里，记者们关心的并不是他俩饭碗里的美味。人们更想知道，被冠以“毒豇豆”之名而引起市场恐慌的海南豇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残留了致命农药的“毒豇豆”自从1月在武汉被首次发现后，又陆续现身安徽、广东。
这让海南省省长罗保铭“感到很愧疚”。尽管反复强调这些豇豆“只是我们海南豇豆中极小的一部分”，“豇豆在海南只是在两个镇的两个村出了问题”，但他承认，“这暴露出了海南在农产品施药、农产品安全质量检测以及在农资市场、农药销售监管上的漏洞”。
据这名喜欢吃豇豆拌面条和豇豆炒饼的海南省主政者形容，豇豆事件发生后，海南省内“像打了场仗一样”，从政府到菜农都饱受其苦。
“我们一共种了20万亩豇豆，每年出口的豇豆超过50万公斤，但查出问题的豇豆只有10斤。”尽管如此，罗保铭很清楚，海南瓜菜的价格最近受到了很大影响。他提供了一个数据，这些日子，原先每斤高达3块钱的豇豆收购价格，最低时只有4毛钱。不过，他还是高估了这一价格，在查出“毒豇豆”的海南省崖城镇，这一价格一度降到了每斤两毛钱。
“最近三四天每天都在回升，今天，产地的收购价已经恢复到了两块六。”罗保铭说。
据罗保铭透露，除了豇豆外，在广东江门还查出了不到100公斤的节瓜有农药超标，“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并且在全国菜市场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波及甚广。在一些地方的政府网站上，有人专门提问：“我们的市场有没有发现毒豇豆？”农业部甚至为此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对此进行严格监测。
罗保铭坦陈，在蔬菜生产的制度管理和责任追溯上，海南省目前存在诸多困难。因为海南的菜农“有千千万万”，而收购者分别与这些菜农进行交易，管理比较混乱；此外，因为菜农们没有持证管理，导致出了问题后无法追溯到具体责任人。
就是那些连罗保铭也说不出名字的菜农，在蔬菜的采摘期使用了已被明确禁用的农药，然后把它们装上了运往其他地方的货车。
起码在近期内，这样的路径已经被堵住。海南省采取了应急措施，对所有出岛的瓜菜进行检测，合格后才颁发安全质量检测证，并在进入销地的农贸市场时出具。
罗保铭表示，除应急外，海南目前更主要的努力是“治本”。他甚至决定推行一个“标准化生产”，每个种植指令都要规范操作。菜农“我行我素”的日子可能也将过去，罗保铭称，海南将会在菜农中组织农业合作社，收购者不会再直接到田头与农民对接。
此外，罗保铭保证要“严查农资市场，出售的农药化肥必须按国家规定，否则取缔”。他表示，尽管要花一笔不小的钱，但海南将建立一支规范的队伍来指导和服务菜农，教他们如何正确地使用化肥农药。
“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些困难，”罗保铭说，“但也不能让任何一点有超标农药残留的瓜菜流入市场。”
“局部出毛病，就整个都出了问题，但这对我们也是个好事。”罗保铭希望，这记警钟让“坏事变成好事，让我们在制度建设上更完善。”
此外，罗保铭透露，北京和上海也是海南冬季蔬菜主要的销售市场，至今为止，北京和上海没有发现任何农药超标的瓜菜。
与罗保铭相比，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并没有回应关于“毒豇豆”的问题。他把记者抛来的问题转给了坐在左手边的省长。只有在谈起他喜欢吃的豇豆拌面时，这名河南人才会一边大笑，一边拍着别人的肩膀交流经验：“不要用来打卤，那用不了几个豇豆。”
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个最近烦扰着他的关于豇豆的话题，才显得稍微可爱起来。他最喜欢的是把豇豆炒好后，再把面条蒸上去，“要放点肉啊，不放肉不行”。
农田到餐桌安全如何监管
去年，三聚氰胺事件背后的食品安全监督缺位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而今年2月底那场“毒豇豆”事件，再次引发了代表委员们对餐桌安全的关注。
民以食为天，但最近几年来，餐桌事故连续不断，苏丹红、瘦肉精、陈化粮……九三学社中央的一份大会发言材料提到，据专家估计，我国每年有几十万人发生食物中毒，1／3的癌症是吃出来的。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先出台了《食品安全法》，最近又成立了由副总理“挂帅”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但由于食品安全领域的积弊由来已久，彻底解决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有关报告指出，《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改革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食品安全监管的综合协调机制也还不健全。
九三学社中央的大会发言说，目前我国食品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大多数食品生产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经营方式落后，普遍缺乏必要的食品安全监管设施。
据调查，我国一百多万家食品生产企业近七成是10人以下的小作坊。其中，生产大米、小麦粉等15类食品的10万多家企业中，60%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食品安全难以保障。另外，70%的食品流通企业没有食品检验能力，极易形成后续污染。
企业缺乏规模直接导致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盲目降低价格、放松生产监管、忽视食品质量。恶性竞争的后果是出现大量低劣食品的挤出效应，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秩序。
除了故意的恶性竞争带来的食品危机外，九三学社的委员们认为，还有一些食品安全事故是由于部分食品生产者缺乏相关生产知识，不了解食品添加剂的限制等原因出现的非故意的食品安全问题。
从法律监管的层面看，《食品安全法》处罚力度仍然较轻，导致食品生产企业的守法成本明显高于违法成本。例如，安徽省六安市某公司平均每年仅质检部门的检验费就达5万元；如果该公司因未送检而被处罚，根据该市近年来的处罚案件和《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罚款却不会超过两万元。
除了企业自身的问题外，一些代表委员认为，现行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模式存在缺陷，这种管理机制上问题造成了食品安全更大的漏洞。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模式，监管权限分属卫生、农业、食品药品监督、质检、工商等多个部门。虽然，《食品安全法》中新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在分段监管的基础上，对各监管部门的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但是，各监管部门容易从自身利益出发，遇到好处抢监管，遇到难题齐推诿。
九三学社中央的发言认为，虽然食品安全委员会将协调和指导监察部门填补漏洞、减少重叠，但毕竟仅限于协调和指导，作用有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餐桌安全的漏洞，九三学社中央建议，食品安全应该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加大对不法企业的处罚力度。在监管模式方面，他们还建议，探索国家全程监管、地方重点监管和民间参与监管模式。首先，对米面粮油肉蛋等老百姓日常必备的食品和婴幼儿食品实行全过程监管，从源头加大检查力度，对各环节严格把关，切实保障食品安全。对地域性较强的食品，由地方政府组织力量从生产、加工、销售环节重点监管。另外，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模式，建立民间监督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陈瑞爱则建议，国家应该加大对食品安全基层监管部门的投入。目前食品安全基层监管部门面临经费、设备、人员三不足的困境。陈瑞爱说，有的县级检验机构已经处于半停止状态，几年前政府投资建设的蔬菜残留药检测中心，实际上已经没有运作。
土壤重金属超标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则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一类新问题。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称，据估计，我国每年因污染超标影响的农产品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些农产品不仅影响人体健康，而且最近几年来还导致一些地区出现群体性事件。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应摸清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底数，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同时，加强对农产品产地环境污染源的治理。既要切断污染源，减少农产品产地的新增污染，又要对污染地进行治理修复，对比较严重的地区进行治理试点。
钟南山：食品安全多头管理涉及部门利益
钟南山代表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对“毒豇豆”事件背后暴露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剖析。
他表示，除了这次“毒豇豆”事件，前不久我们的市场上还发生了毒奶粉问题。此外，有些食品被销售到国外后，检测出含铅量或者其他指标超标，这甚至“影响了国家的形象”。钟南山担心，这样的事情以后恐怕还会出现。
钟南山认为，这类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拷问的是人的素质和道德，因为“毒豇豆”事件的发生，是农民使用本来不许使用的“水胺硫磷”来杀虫。
此外，在这名长期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广东代表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国家对食品安全存在着“多头管理”的弊病。
以豇豆为例，钟南山细数了一件食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涉及的诸多管理部门。
首先，豇豆作为农产品，其生产归农业部门管理，也就是说，农业部门一开始就应该监控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使用有害物。
其次，豇豆进入销售市场后，成为食品，又受质检部门管辖。但钟南山觉得，“质检部门很难对各种可能的毒品都进行检测”。
而在豇豆的销售过程中，会不会有人添加东西，这是工商部门的管辖范围；等到要出口了，则又轮到检疫局出场。“这些部门之间缺乏有效配合。”钟南山觉得，这是食品安全出问题的重要原因。
钟南山表示，在美国等国家，上述所有流程都归一个部门管理，权力和责任都很明确，管理甚至从产品的最上游就开始了，而且一路监测下来。因此，他觉得，解决类似“毒豇豆”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需要改革体制。
不过，钟南山觉得，“多头管理往往涉及部门利益”，要想彻底解决，“关键要看政府能不能下决心进行整顿”。
喜欢吃煮豇豆的钟南山注意到，广东市场上也出现了来自海南的“毒豇豆”。不过他并不担心，“‘毒豇豆’一旦被发现，政府就会非常重视，我相信它很快能被控制。”钟南山告诉记者，“起码在短时间内我会很放心，至于过一段时间后能不能放心，我就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