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果要做转基因产业，至少要烧10年的钱，现在我们是用传统技术赚的钱来养生物技术。”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某种业公司的办公室里，谈到转基因产业发展的现状，该公司负责人李博士有些无奈。
其实，转基因产业在中国已经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最近一年受到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农业部去年批准主粮转基因安全证书所引发的争辩还未消殆，不久前湖南、湖北被曝查出转基因大米的事件也仍在调查，转基因一度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
众声喧哗的背后，转基因产业化已经步入了深水区。记者了解到，转基因产业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效益还存在变数，加之技术投入不足，企业缺乏竞争力，整个产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商业化路途漫漫基因专利或将失效
2009年，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这被看作是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向商业化生产迈出的实质性一步。然而，转基因要真正实现产业化生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方面，转基因由技术研发到产品产业转化需要很长时间；另一方面，作为与公众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转基因技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互相替代，需要按部就班地按照有关法律程序去操作。业内人士感慨：“中国大部分的基因专利真正到商业化的那一天，基本就是专利失效的时候。基因专利到底具不具备商业价值，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上述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华恢1号”和“B T汕优63”，是由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团队培育而成。受张启发院士委托，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以下简称华农生科传媒中心)在答复《经济参考报》记者的邮件中称，安全证书的获得，只是任何一个种子品种进入商业化种植的重要“门槛”，现在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的商业化生产还没有时间表。
“现在大部分企业都还没有多少实质性行动。”上述不愿透露名字的种业公司负责人李博士说。他所指的“实质性行动”，一是进行基因方面的研究，或者购买基因的知识产权和使用权，二是转基因品种的培育。
事实上，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国际上农业生物工程应用得最早的国家之一。更加鲜为人知的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早在1992年，中国就首先在大田生产上种植了转基因抗病毒烟草。1993年，中国又开始种植转基因棉花。
然而，当转基因作物从烟草、棉花变为水稻、玉米，要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的时候，转基因产业化面临的挑战才真正开始。特别是舆论对转基因技术此起彼伏的争议，更是让很多企业不敢贸然进入这块“是非之地”。
即使企业有了实质性行动，要真正实现产业化生产，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副局长戴小枫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时间账”：
获得安全证书属于“种质创新”，将种质改造成好的育种材料，一般得经过两三年；再拿育种材料进行新品种选育，获得稳定的品系，最少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这时候企业提出申请，参加区域试验，一般三年后才能通过新品种审定并获得生产许可证；最后还要经过两三年的繁种，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
如果再加上前期申请基因专利、进行转化工作的五六年时间，这样算来即便在“理想的状况”下，从获得基因专利到产业化生产，也至少需要15年，稍不顺利的话则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难怪李博士感叹说：“中国大部分的基因专利真正到商业化的那一天，基本就是专利失效的时候。基因专利到底具不具备商业价值，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此漫长的产业化过程，让国内第一家获准进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商业化的奥瑞金种业公司不得不评估各种商业模式的价值。
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安全证书针对的是转化体(导入了某种基因的受体材料，也是完整的植株)，而不是转基因品种，如果拿转化体去直接生产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的植酸酶，则可以立即投入生产；如果是生产杂交种，销售给农民去种植，那么上述的审批环节一个都不能少。
奥瑞金公司董事长韩庚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转植酸酶玉米是全世界第一例，还没有既定的模式，奥瑞金今年开始正式评估各种商业模式潜在的经济价值，到明年才能确定到底按照哪种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
在中国，有专家一直呼吁，从加快产业化的角度，将环境释放和区域试验同步进行，以缩短周期。然而，作为与公众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转基因技术，推动其产业化发展不是简单的加快速度。“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互相替代，需要按部就班地按照有关法律程序去操作，绝不能跳过某个阶段，否则将来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戴小枫说。
经济价值尚存争论研发风险不容低估
对于转基因的支持者来说，转基因产业化是解决中国粮食紧张问题的“必选项”。然而有专家却认为转基因水稻的增产幅度“可以忽略不计”，通过传统的农业技术可以取得更好的增产效果；同时，即使在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美国，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转基因产业化，除了在生物安全问题上引起了很大争论外，其经济价值到底有多大，目前仍很难确定。
中国用8%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却用了33%至35%有化肥，而且农产品产量还没怎么增加———张启发院士用这样的数据来说明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必要性。
在李博士看来，中国有这么庞大的粮食需求，而现在靠大量的化肥农药的施用，才能保证产出，这导致农业生产系统极其脆弱。“不管是从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是粮食安全，推动转基因产业化都是非常少的几个可能选择之一，除此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路可走。”
转基因技术到底有怎样的优势？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日前在解答公众疑问时这样表述：将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能培育多抗、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大大提高品种改良效率，并可降低农药、肥料投入，在缓解资源约束、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拓展农业功能等方面潜力巨大。
然而，转基因作物增产、抗虫等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这些优势，并不完全得到认同。有专家甚至认为转基因水稻的增产幅度“可以忽略不计”，而通过传统的农业技术可以取得更好的增产效果。
即使在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美国，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1994年第一个在美国批准商品化的转基因迟熟番茄上市之后，由于产量偏低和经不起采收、包装及运输的整个过程，在1997年就退出了市场。从2006年到2009年，美国农民因为种植转基因大豆而减少的产量达到3100万公吨，最近四年时间里由于减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110亿美元。
华农生科传媒中心在邮件中也“特别说明”：中国的稻田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种植转基因水稻，一种作物的种植，背后是生态乃至文化传统的表现。转基因水稻是有市场竞争力的，但从保护水稻种质资源与农业传统种植习惯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出现转基因水稻“一统天下”的局面。
生产环节的经济价值尚不确定，销售环节也存在可以预计到的困难。李博士给出了一道“选择题”：如果普通大米和转基因大米摆在面前，一般消费者会选择购买哪种？由于大多数人不能接受转基因产品，所以结果很可能是选择普通大米。李博士说：“除非转基因大米的价格相对更低，才有可能吸引消费者购买，但转基因产品的成本本来就高，价格只要下降10%就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可言。”
技术、企业、资本、人才，这每一项都可能成为中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的瓶颈。据了解，由于转基因产业前景不明朗，难以吸引产业发展亟须的社会资本和专业人才进入。李博士说，种业上市公司中没有几家把募集的资金再用来发展种业，就是因为行业缺乏吸引力。
技术决战将在一二十年后产业发展亟须路线图
和很多新兴产业一样，中国转基因产业在技术投入上“先天不足”。虽然中国有400多家科研院所、5万多人从事种子研发，但企业研发投入仅占销售额的不到1%。生物技术已经进入了非常关键的战略竞争时期，如果不去抢占制高点，制高点就会被别人抢占。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推进转基因产业发展的力度，然而技术、企业、资本、人才等瓶颈，仍然制约着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发展。中国亟须一个产业化战略规划，确定产业发展方向。
“未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最大的竞争在于技术。自己不做好准备，怎么应对外面的挑战？”韩庚辰坦言，目前奥瑞金公司的技术投入占销售收入的5%左右，相对于国外公司的技术投入比例还是很低。
来自种业公司的李博士也表示，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太大了，一旦放开市场，跨国公司占领市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企业应该埋头做好技术研发，真正选育出优秀的转基因品种，不能急于求成地推向市场。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种业公司普遍缺乏研发能力，极少拥有真正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88%的品种研发来自科研单位，而美国90%的品种研发来自企业，像孟山都这样的公司已经形成了工程化、商业化的技术创新体系。
最让戴小枫担忧的是，中国在产业化上游———基因开发上的投入严重不足，这将是未来“卡脖子”的地方。戴小枫说，现在只是第一回合的竞争，几个品种甚至几十个品种斗来斗去关系不大，真正的决战在十年、二十年后。
据了解，世界前10大跨国种业公司在基因专利份额达到了50-60%，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拥有全球70%以上的水稻基因专利、90%以上的玉米基因专利、80%以上的小麦基因专利和75%以上的棉花基因专利。我国迄今获得的农作物基因专利总数约7000件，尚不足美国一个国家的10%。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大昉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生物技术已经进入了非常关键的战略竞争时期，如果不去抢占制高点，制高点就会被别人抢占。”
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推进转基因产业发展的力度。《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9年6月，国务院发布《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提出“加快把生物产业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要以良种培育为重点，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
“过去是在原地转了十来年，现在向前迈了一大步，但产业发展的路线图还并不清晰。”韩庚辰说，中国要发展生物技术产业，亟须一个产业化战略规划，从政府到企业都可以确定方向。
戴小枫认为，推进转基因产业化最重要的是要营造整个产业发展的好环境，否则即使扶持了几个企业和品种，也无法可持续发展。
农业部种子处的一位官员此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种子企业太多，小企业的不规范经营和侵权行为挤压了大企业的发展空间，阻碍了大企业的发展。国家将通过投入资金、制定扶持政策、提高企业准入门槛等措施，促进国内企业和科研单位的联合，促进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提高企业竞争力，做大做强国内种子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