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大蒜、生姜，几乎所有农产品都面临着被各路资本“炒一遍”的命运。
中国农科院农村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东阳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当大蒜和生姜被炒得尽人皆知时，其他一些蔬菜品种也在被很隐蔽地“炒”.为此，他们从去年年底开始调研并掌握了一些炒作资金的情况，但由于取证非常难，目前调研还在继续。
在农产品经销领域工作了20年的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副会长王兢也认为，从去年开始农产品经销商们的流动资金变得很充裕，一定是有资本进入，并通过这些经销商“炒”农产品牟利。
“如果长期关注农产品市场你会发现，这些资金与股市、楼市涨跌呈现了非常紧密的联动关系。”他认为，2007年资金都跑进股市了，2009年进入楼市，下半年开始进入农产品，尤其今年上半年，由于楼市调控政策，很多资金逃出楼市进入农产品。
正像股市和楼市曾经上演的那样，投机资金在赚得盆满钵溢之后，最终市场上只留下中小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来为其买单。
农产品“股票”
在调研中，王东阳发现，能够操控价格的都是一些特别大的经销商，他们有充足的流动资金，仓储设施先进，有足够大的仓储能力，对某一单品的销售渠道有至少60%的控制。
“这些经销商就像炒股票一样在炒蔬菜等农产品。”王东阳说。
这种炒作行为比较隐蔽，即某一单品在某一时间、某些局部地区市场突然提价。“比如一个经销商掌握了唐山市60%苦瓜的供货，那么他有可能在周一突然提价，而后在三四天后回落。”王东阳表示，几天后他在茄子上重蹈一次。
这种局部的短期的炒作提价行为利润并不会低，而且不容易引起注意。即便政府部门想调查，价格几天就恢复，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供需原因，无法查证，取证更难。
王东阳曾就某一些蔬菜突然涨价与几个经销商聊过，“为什么产地没有灾害发生，没有其他减产情况，菜价却突然涨起来，几天后又落下去呢。”对方笑着回答说：“我们也得赚点嘛。”
然而，这种炒作的取证相当困难，“例如北京下个毛毛雨蔬菜都要翻倍涨，其实这个雨没影响产量，对运输没任何影响，但供货商借机要提价。查下来，会说天气原因造成供应减少或成本增加等”.
王兢告诉本报记者，全国有43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有800多万人的经销商队伍，涉及的农产品种类更是几千种，农产品市场几乎是最复杂的市场，如果监管不到位，投机炒作行为很难查清并予以制止。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兢观察到从去年开始，经销商都变得很“富有”.“他们每次组织货量都特别大，一定是有资金进入，否则经销商一向是缺流动资金的”.
按照惯例，经销商出货后会被压款2到3个月，而为了抢货源，又需要不断采购新货。如果一年一个经销商有1000万的利润，那么很有可能其中500万是“白条”利润。所以过去经销商经常向各种有钱人借钱，以高于银行利率的条件。
但这一次的资金进入，似乎是直接参与了农产品的炒作，不单是提供高利贷借款而已。“一开始是经销商觉得有些农产品产量减少，价格肯定会有涨幅，利润增加，便四处找资本收购囤积。到后来这一形势开始逆转，一些资本主动找有经验的经销商替他们买进卖出农产品，付经销商一定比例的佣金。”参与调研的农科院人士告诉本报。
这些资金选择炒作对象也并非毫无根据。很多经纪人从前一年种植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某些蔬菜水果，如果中间有天灾等发生，他们笃定价格会涨。便提前收购囤货。
“现在不是大蒜、生姜这一两个产品了，只要有一定的储存期的农产品都可能会有这种炒作。”王东阳说，如果这样的行为传递下去，未来可能任何一种农产品都可能成为资本炒作的对象，“资本或许连酱油、醋都不会放过。”
各路资本面目
人们看到经销商，却看不到无形的资本。在山东金乡，一些经销商说，江苏那边有很多人过来买生姜。而也有人指认很多浙江人给冷库投钱买进大蒜。还有一些山西煤老板进出山东。
山西和内蒙古等煤炭大省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实行整合和关停小煤矿的行动。这些行动使得很多小煤矿老板卖掉自己的煤矿，变现大笔资金。据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估计，山西被整合的小煤矿业主拿到的补偿金至少在3000亿元上下。
这些资金需要新的目标去增值。“煤老板对制造加工这样的投资觉得回报太慢，并不太感兴趣，而股市和楼市现在都不是好的选择，农产品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向。”一位从事煤加工的老板说。
内蒙古一位从事煤炭加工生意的老板听说周围的煤老板要去山东 “炒菜”,很受诱惑，就趁出差绕道山东考察，结果一到酒店就看到这样的广告：“代收、代储、代销大蒜、蒜薹、圆葱，提供一条龙服务，保证速度、质量，诚邀天下朋友与我联系！”
这位老板按电话接触了这位经纪人，此人亲戚有恒温库、自己经销蔬菜多年，有收购资源，也有销售渠道，他建议这位煤老板最少囤1000吨大蒜或圆葱，自己赚取每吨30元的中介费，此外还有冷库租赁费、服务费。
“他当时给我描述的就像当年我第一次买股票的时候，那些交易员的推荐，这些平时炒着吃的菜都变成股票一样，动不动就翻倍。”这位煤老板表示，经纪人还推荐他炒大蒜、生姜，以及土豆、蒜薹这样储存期并不长的蔬菜，并保证虽然时间短也有高利润。
除了经纪人之外，大公司也现身其中，甚至炒作农产品几乎成了公司的一项业务。
“他们首先投入一笔不小的资金大量囤积那些认为有减产迹象的品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某一时机突然大量派人以很高的价格收购这些产品，而农户和经销商市场被这样的高价格突然引爆，市场价格迅速涨到他们设定的收购价上。”知情人士透露，此时公司开始把早先以正常价格囤积的货物出手，赚个盆满钵溢。
有经销商表示，动用上亿资金炒农产品的大有人在，同时一些手里有几十万的人也同样做着发财梦，他们是这个市场的散户，跟着庄家希望盈利。
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流传着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人从四川以每斤3元的价格收了700斤生姜，采用少见的空运方式，运到了北京，原打算6元一斤卖掉，结果到货当天北京市生姜价格落到4元一斤，此人也因此赔了1000多元”.“投入几千元，使用空运，这是典型的小散户炒短板”.
山东莱芜一位经纪人对本报记者说，“（炒作）怎么也得10万以上吧，包你赚钱”,这位经纪人提供圆葱、土豆、萝卜、山药和蒜薹的一条龙服务。
过度市场化？
“查找这些资金的进入以及运作难度非常大，经销商和资本都很敏感，调研的时候稍微多问他几句就不回答你了。”王东阳表示，股票交易的时候还拿身份证去开户，资金进出也有记录，农产品什么人在炒，哪些有外来资本进入炒作，哪些是正常的供需原因都说不清。
目前，政府相关部门也无法准确掌握农产品市场的交易量、价格等数据。王兢说，现在各大批发市场报的价格都是市场统计人员一家一家问价格，经销商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个价格并不准确。政府连个准确的交易量都得不到，怎么去调控，怎么去查。
王东阳也表示，他们通常不参考这些价格统计，都是自己去调研采集数据。
今年年初，北京市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曾向北京市政府汇报2009年蔬菜交易量时，报为1700万吨，而北京市人口1700万人，合人均一年消费一吨蔬菜，也就是1000公斤蔬菜。据说当时在场的官员们都笑了。
事实上，全世界蔬菜消费最多的国家是德国，平均每年每人216公斤，而北京最多不过150公斤到180公斤。
“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是个100%的自由经济，非常开放的市场，所以这种庞大资金进入炒作很难去掌握并查处。”王兢建议，政府应该把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公共设施来对待，对交易管理系统、食品卫生监测等环节实行政府投入，这样能掌握整个农产品交易量、价格等情况，政府可以对农产品提供一个指导价，一个区间价格，不至于农产品价格忽高忽低，保持相对稳定。
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也都是把农产品市场作为政府的公共设施来建设并管理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即便CPI有波动，但农产品价格却相对稳定的原因”.
王东阳也认为，农产品市场政府应该有部分调控，“炒作农产品农民也没有获得太多利润，最终都由消费者买单，只让投机者得利。”他说。
